曹林

　　近来，佛山高明在公务员问责上甚是严厉和高调。2010年度该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议中，要求到场的部门单位中竟有29个单位无故缺席，该区启动问责制，并发出通报，对这29个严重违反会议纪律的部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此前，该区曾有16名公职人员因上班时间玩QQ农场、欢乐斗地主等被问责，又写书面检查又扣年终奖。

　　不仅高明，各地近来发生了不少类似新闻。纪委偷拍监督发现公务员上班打牌，然后问责的；领导开会发现台下干部打瞌睡，就地免职的；媒体偷拍到有公务员上班时闲聊，也启动问责———从瞌睡、闲聊到打牌，再到高明的“开会缺席”和“上班网游”，在这些问题上又是怒斥又是撤职，看上去确实很严。不过，对这种问责，我却有些不以为然。

　　这种对公务员看似很严厉的管理，只不过集中在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而在真正涉及权力监督、官员廉洁等核心吏治问题上却缺少这种一剑封喉、雷厉风行的问责。

　　开会时缺席、上班时玩游戏，这些虽事关公务员形象和行政效率，但只能算是小事情，属非常浅表化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是该在“幼儿园阶段”就应解决的问题。

　　对公务员的严管应该用在哪些事务上呢?应该用在那些维护公务员核心职业道德的制度上。比如在财产公开上必须严厉，因为这与一个官员的廉洁清正与否密切相关。比如对公务员配偶子女就业的监督必须严。一位著名反腐专家曾说过:要知道一个官员是贪是廉，看看其子女和亲属的从业情况就清楚了。对公共财政监督必须严，盯紧了财政可以遏制住不少腐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就没有了来源。还有人事任免、政务公开、权力约束等方面。

　　而我们的“严厉”恰恰没有体现在这些核心方面，却用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小事上不近人情、近乎苛求的严厉，营造了一种严治幻觉，却未能在那些关键问题上管住官员，掩盖了关键事务上的制度真空。

　　佛山高明自去年起就启动了“公职人员问责制”，针对该区公众反映强烈的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公职人员办事推诿扯皮、遇困难则过于强调客观原因、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等现象进行治理———我不相信，在该区执行问责制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公职人员推诿扯皮、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滥用公款吃喝、决策失误等现象，对这些事务不进行追究和问责，而拿开会缺席、上班玩游戏之类说事，抓小放大。这样鸡毛蒜皮化的问责实在令人失望。

　　在这个问题上，该区区长说:相比一般的贪污腐败，我认为慢作为的损失更大，因为它影响的是一大片人，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信用———话是不错，可这两种问责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一边在贪腐上进行问责，一边对慢作为问责，不能以后者偷换前者。抓小放大，以鸡毛蒜皮偷换大事，是忽悠民意的问责秀。期待高明的问责制能突破这种鸡毛蒜皮化，在大问题的问责上也“放一炮”，表示一下政府问责的决心。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