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0个月的煎熬，小长箐村终于下雨了，而且一下就是5天。农民们有很多朴实的格言，比如天总会下雨，但这一次，我们宁愿相信是他们的坚持，感动了上苍。

　　自从有人爬上小长箐村这片山坡开始，这里的人们一直靠雨水生存，这样的日子延续至今。在民间，位于昭通巧家县金塘乡大洼村村委会的小长箐村被视为中国水窖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口水窖就诞生于此。大旱时，对山高坡陡的巧家而言，如果没有水窖，不敢想象后果会怎样。

　　温家宝总理在3月份的云南之行中说，百年一遇的旱灾，既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然而，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考验从不缺乏，只不过这一次更加残酷。

　　望天潭

　　以前，村里最多时有8口洼塘，并无防渗设施，雨季的水全存储在这里，水对着天，无任何加盖物，它们被称之为“望天潭”。

　　昭通是考古的热土，散落着远古人类的痕迹，但金塘乡大洼村似乎没有历史，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无人知道这个村庄的祖先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选择这片穷乡僻壤生根发芽。

　　这里全是山，山岭重叠，一座连着一座，连村里人也不能一一说出这些山的名字。由于人们的居住地分散在莽莽群山里，当地基层干部开玩笑说，巧家的山区，“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基层干部做调研工作时，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行程上，很多人都有长时间宿居农户家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只能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爬行，一些险峻的地方，稍大些的圆石能沿着山坡一直滚到谷底。今天即使通了路，村民仍很少下山，他们算过，下一趟山，需要十几块的摩托车油钱。

　　大洼村是今年云南省众多旱区的缩影之一，除第八、第九两个村民小组有拇指大的一股山泉外，全村1876人，306户中90%的农户缺水，有的要到数里外的地方背水度日。实际上，这里历来就是缺水之地，解放前，因干旱缺水，小长箐村还发生过人畜活活渴死的现象，牲畜因干渴过度，遇水狂饮致胀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大洼村的农民朴实好客，在农家“找肉吃易、找水喝难”的怪事，年年都有。

　　5小组小长箐村的所在之地仿佛一把巨大的土伞，人们就住在伞顶。站在村里看山谷处的金沙江，汹涌河流变成了一条静静的黄丝带。由于山高坡陡，这里大部分降雨都快速淌入金沙江和三条支流中。

　　因为没有龙潭，过去，这里百姓的生产生活用水，全靠上天下雨。以前，村里最多时有8口洼塘，并无防渗设施，雨季的水全存储在这里，水对着天，无任何加盖物，它们被称之为“望天潭”。每年9月，干旱时节的第一场雨水要来，百姓就将器皿备好，准备盛沿茅草屋顶下流的雨水。第一场雨水是不能要的，因为山风带去了很多尘土。

　　干旱时间一长，望天潭里的水总有用完的时候。那些年，人和牲口都吃望天潭里的水，在烈日的炙烤下，水质越来越差，用到最后，潭水长青苔、发臭，甚至还生了水虫。“没有办法，还是要硬着头皮喝。”村民孙华明说，他们将恶臭的潭水挑回家后，还要用纱布将水虫过滤掉。

　　望天潭枯竭时，小长箐村村民只好去5公里外的村庄找水。年长一点的村民都有凌晨四点出发挑水的经历，挑水的人多，到了龙潭处还要排长时间的队。

　　“中国第一窖”

　　

　　孙庭文的二儿子孙荣万说，那时父亲只是想看能不能给望天潭加个盖子，在有埂的地方向地下挖个“塘塘”，作防渗处理后，积雨水度过冬春水荒。

　　上世纪90年代，大洼村终于有了简易公路，并通了电，小长箐村民说：“是党的政策好，没有把我们忘记。”但他们又说，因为山高路陡，乡里的干部，一年最多来两次。

　　穷则思变，已经去世两年的村民孙庭文，其生和死都带有传奇色彩。人民公社时期，正是孙庭文带领家人摸夜挑料，创造性地建地窖，最终结束了村人喝露天脏水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后期，望天潭逐渐退出了小长箐村人的视野。

　　孙庭文所建的地窖，在他四儿子孙荣超家右侧30米远的地方。地窖的外围处是层层叠叠的青石，用木门锁着，巧家县烤烟生产办公室在旁边立石碑一块，用红漆写着一段简单的石窖介绍：此窖由巧家县金塘乡大洼村村民孙庭文老人于1974年动工，1976年完工，蓄水68立方，经有关水利专家实地考证，认定为中国第一个地窖。然而，“天下第一窖”并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定。巧家县水务局副局长张世国说，尽管孙庭文的确创造了“中国第一”，但这个第一的名号却被四川某地抢走，“我们的申报慢了一步。”

　　孙庭文的二儿子孙荣万说，那时父亲只是想看能不能给望天潭加个盖子，在有埂的地方向地下挖个“塘塘”，作防渗处理后，积雨水度过冬春水荒。后来，孙庭文白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晚上带领家人偷偷摸摸地干。“塘塘”挖好后，为了解决渗漏的问题，他们摸黑到40里外的廖家沟背石灰，来回一趟要花一个通宵的时间。孙庭文所用的防渗材料是三合泥，即石灰、白黏土、沙的混合物，最后刷水泥浆作防渗处理。他们的“行迹”被人发现后，有的嘲笑他是“白日做梦”，有的说他在搞资本主义，恐吓说“你再乱来，就把你的‘塘塘’炸掉”。在多种压力下，“工程建设”几起几落，最终经过两年断断续续地劳作，“孙氏地窖”才大功告成。

　　大洼村村委会书记王章友说，地窖的出现，不但起到蓄水的作用，而且解决了水质清洁的问题。“孙氏地窖”建好了，村子里的人都跑来看，大家对这个新东西观望了一些时间，觉得真不错，于是纷纷效仿。现在，长箐村的农户每家都有好几个地窖，多的有十来个，而且逐渐分类，有的供人饮，有的牲口饮，有的用于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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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窖之乡

　　

　　干旱对“十年九旱”的巧家人来说，只是一道如出一辙的试卷，他们已经解答了无数次

　　“孙氏地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干旱缺水地区被推广。上世纪90年代，巧家渐渐被外界称为“地窖之乡”。

　　干旱对 “十年九旱”的巧家县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是一道如出一辙的试卷，巧家人已经解答了无数次。

　　1980年至1987年，孙氏地窖发展到第二代。巧家县开始大力推广地窖的运用，地窖在山区人民解决人畜饮水、农业抗旱的困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代地窖进行技术改进，采用了砼防渗(砼，即人工石、混凝土的简称），部分地窖还建设了砂滤集雨设施。1985年7月至1986年7月，巧家县防疫部门首次对全县地窖水质进行了一年的抽样调查和检测，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地窖的合格率在枯水时期为67.1%，汛期为44.6%，且未查出重金属物质。

　　上世纪90年代，地窖发展到第三代，巧家县工程、卫生技术人员对地窖进行总结分析后，提出建设沉淀池、砂层过滤池设施，少部分地窖与房屋、地窖顶结合利用，集雨用房顶和地窖顶砼面汇水，用管道引水入沉淀系统。后经卫生防疫部门监测，第三代地窖的各项指标均大有提高。如今，巧家的地窖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其最大的改进是集水设施和地表水隔离，并根据各地水质情况采取不同的消毒、过滤、沉淀系统。2003年，第4代地窖在该县蒙姑乡形成规模化建设。

　　“孙氏地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干旱缺水地区被推广。1986年10月27日，云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滇情简报》第75期，就有“兴建家庭地窖是山区治穷致富的有效途径”介绍。孙庭文的创造很快让全县人受益，上世纪90年代，巧家渐渐被外界称为“地窖之乡”。2005年，孙庭文在“中国第一窖”前的留影刊登在了报纸上，文章标题是《“地窖之乡”在苦战》，这张报纸被粘贴在其四儿子家的大堂神位一侧。

　　巧家县水务局副局长张世国说，如果没有地窖，巧家人是否能挺过今年这场百年灾难无法想象。现在，当地政府正在积极采取经济补偿的办法，刺激农民兴修地窖，如今全县分布着3万多个地窖，另有2万口地窖因使用年代久远报废。全县最大的地窖蓄水220立方，当地政府计划，将在最短时间内保证全县11万农户每家都有一口地窖。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考察云南旱情和抗旱工作时说，抗旱基础设施滞后，水源工程不足，灌溉设施不配套，山区人畜饮水困难，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痛定思痛，下更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水利建设，大中小水库统筹考虑，水库、坝塘与水窖统筹考虑，做到有水存得住，没雨时用得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巧家人的确先走了一步。

　　生命力

　　

　　

　　2005年，大洼村引来了40公里以外的炉房水库的水源，他们彻底告别了纯粹吃雨水的历史，从那时起，地窖里的雨水用完后，村民可以引沟渠里的水库水存储，以备不时之需。

　　1980年7月13日晚，巧家县水镰河村的2200亩水田全被泥石流覆盖，而那一年刚好又是丰收年，巧家县水务局副局长张世国刚好考取高中，“家里一下子没有了吃的，后来连续吃了3年的荞麦。”张世国说，令他震撼的是，百姓并没有被凶狠的泥石流吓倒，重整旗鼓，立刻开始对水田进行翻整，大家顶着烈日开工。如今产业调整，这片土地上生长的都是绿油油的蚕桑，这比种水稻有更多的经济效益。

　　2005年，大洼村引来了40公里以外的炉房水库的水源，他们彻底告别了纯粹吃雨水的历史，从那时起，地窖里的雨水用完后，村民可以引沟渠里的水库水存储，以备不时之需。如今，从遥远的炉房水库引来的清水，能保证这个村子的烟苗不死。海拔1600米—1800米处种植的烤烟，烟质上乘，大洼村正处于该海拔之间，这里所种植的烤烟，加工后是金贵的烟料。

　　1995年10月，朱镕基视察昭通时，同意立项中型水利扶贫工程——巧家炉房水库。水库枢纽位于海拔2430米的金沙江二级支流炉房河和鲁德河交汇处，距县城154公里，总库容1860万立方米，可解决2.2万人和2万多头牲畜的饮用水问题。

　　炉房水库于1998年11月开工，自2005年灌区主干渠及北干渠基本完工通水以来，至今已累计供水4500余万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了炉房、蒙姑、金塘灌区三个乡的十三个村民委员会，覆盖灌溉面积约3.71万亩，解决了2.02万人、畜的饮水困难，灌区群众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走路到炉房水库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水从水库流到大洼村，需要10个小时。炉房水库管理局局长周兴友今年38岁，1994年，他还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当时主要是搞水库建设基地的测量、考察工作，水库在成长，他却失去了青春。他说，水库灌区的渠道修建过程中，摔死过四五个人，也累死、摔死过很多骡子和马。“渠道是大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这些代价，这么大的工程根本无法完成。”

　　特写

　　地窖创始人选“窖葬”

　　前年的阴历正月初六，“孙氏地窖”的创造者孙庭文为自己算好了时辰，认为这天是他离开的日子。这天早上，他在儿子孙荣万家吃了早餐，陪他的还有孙荣万的老岳父。儿媳妇给两位老人分别煮了4个鸡蛋，孙庭文说自己只吃3个，还说要喝几口发财酒，然后，他告别儿媳妇和亲家，独自走到山腰里去了。

　　山腰处的一块小平地有一处墓穴，那是孙庭文老人在放牧时偷偷挖掘的，他挖了3年，还在周围种了树木和草，墓穴前有一个洞，刚好容一人挤进去。孙庭文来到这里，沿洞穴钻了进去。儿媳妇远远看见公公消失在地里，慌忙叫来了全家人。

　　孙庭文的四个儿子来到墓穴前，叫父亲出来，但孙庭文死活不肯出来。四儿子孙文超递了一把烟，父亲也不接。他叮嘱儿子们，因为他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离开的，他死后，不能操办丧事，也不用伤心。说完这些，他用泥巴将洞口彻底封死……孙庭文在世时曾说，数千元棺木埋进土里迟早要腐烂，大办丧事就是铺张浪费了。

　　当地人说，孙庭文选择离开的方式是“窖葬”，其墓穴的结构和当地的地窖也十分相似。也许，孙庭文这种“窖葬”方式，更适合他传奇的一生。

　　反思

　　传统的生活 守旧的思想

　　每年，巧家都有2-3个月处于干旱期，从去年9月至今，巧家并没有一场有效降雨。截至今年5月13日，干旱造成该县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82亿，秋冬作物减产80%。小春作物，尤其是烤烟是否能够顺利栽种，是巧家县面临的最大考验。

　　为什么在“无灾不成年”的巧家，造型并不复杂的地窖才出现不过三十几年的时间？大洼村村委会书记王章友给的答案是：人们习惯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想改变却往往无力回天，最后变得顺从。王章友说，百姓固守自己的家园已经是传统，如今，举家外迁更是不可能的现实。“还是有很多人想搬家，搬出去没有多久，最后又不得不回来。”王章友说。

　　在中国广大农村，40岁左右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有五六个兄弟姐妹，这样的情形在大洼村委会同样如此，户籍、家人、经济原因让这里很多有“外逃”梦想的家庭不得不返乡。王章友年轻时也曾想过“外逃”，“到城市里买不起房子，一个人还好，可是我还有老人孩子。”他无奈地说。

　　村里72岁的老人孙荣贵有6个孩子，现在有两个儿子生活在县城里，曾经他和老伴在县城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来，“城里太热，在城里生活，要本事。”他认为，以靠土地和天吃饭的山区相比，外面的环境“有点苛刻”。

　　24岁的村委会委员孙荣祥去过很多城市，去年7月份回到老家，村子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二十几个，现在只有两个人在家，孙荣祥暂时不准备外出。“住在这里的人，内心里都想逃离。我刚回来的那阵，有很强的陌生感，人陌生，环境也陌生。”他说。

　　几十年如一日的耕种生活，造就了农民因循守旧的思想。大洼完全小学校长王才章在这里教学近30年，如今他满头白发，“知识就是人生的命运。”他说，大山里太苦，太闭塞，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坚韧的品性，却缺乏改变现实的行动，不会动脑筋。尽管最近30年山村巨变，但他仍将一切希望寄托给了自己的学生，“多培养他们，送出一个是一个，不能让他们再像祖辈那样，重复相同的命运。”

　　首席记者 刘木木/文 何志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