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短短数日，记者的命运竟又不幸成为公共议题：就在《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网上通缉，随后又被莫名撤销刑拘决定后，《华夏时报》称，该报社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报道深国商负面新闻被打；同样是前日，四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男子被指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围堵报社推搡该报记者。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有三：一是相关报道实打实地戳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痛处；二是相关报道对市场走向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意义，严重关涉其信誉与形象，维护了消费者或股东的利益，却令造谎者心生不爽；三是某些企业向来笃信钱权法则，打击报复的伎俩远比诚信经营的能力更强。

　　记者权益的不堪，是法制民主之耻。因为记者不仅是职业身份上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她）在挖掘真相、恪守事实上的遭逢，是每个正义民众都可能遭遇到的权利窘境。甚至可以推断，若不是记者身份上的某种对抗性，普通公民在投诉举报这些事实中的风险更大。

　　去年，《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颁布近5年后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专门增加了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但这并没有扭转记者权利堪忧的处境。传统的说法就是加快新闻立法，但实际上，在仇子明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一旦人为性昏聩，反而很可能助纣为虐。笔者以为，立法永远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商家或某些职能部门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法理上的记者权益估计就要和“教师薪资不得低于公务员水平”的遭遇相一致。

　　记者之所以如此悲怆，事实上只是因为其代偿了社会的某些功能：媒体不是公器，然而吊诡的是，在公器失语的时候，带有利益倾向的媒体就被公众推上了公器的舞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这个时候，记者就不复是一个公民，而是被舆论制造出的神，不仅不能言说自己的物质化生存，还得扮演圣人追寻光明与正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无良商家总是把记者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防火防盗防记者”，却从不担心来自公权部门的制裁。

　　相较于市场化的媒体，理论上说，我们的新闻发言部门更权威更可信。如果公权部门能及时披露信息，我们又何苦总是指望媒体挖出惊天的秘闻？不要以为立法就可以安享太平，若想真正保护记者，就须还原记者的职责与属性，让其承担起有限的道义与责任，让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成为每个人、每个部门无可推卸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