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你火情急，我就不让路”，这是近日浙江海宁发生的一件事。海宁消防大队接到火警，两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沿途却遭社会车辆挡道，只能借对面车道逆向行驶（详见本版7月26日报道）。

　　此事并非海宁独有。很多地方的消防车、警车，甚至救护车等特种车辆，都曾遭遇过相同的尴尬。

　　那些不让道的司机可能会想：社会车辆也有路权。其实，路权不仅是占道权、通行权，也包括“先行权”。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消防车，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和时间赛跑，理应享有先行权。给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让道，交通条例也有明文规定。

　　如此于情有亏、于理无据的事情，为何屡屡发生呢？这恐怕应该从我们的社会管理中找原因。

　　从个人层面看，“不让道”折射出一些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遇到意外。遵守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既是对他人利益的尊重，更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从管理层面看，“不让道”暴露了现有制度执行中的不力。对“不让道”的行为，人们很少看到现场监管，更少见谁因此而受惩罚。规则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让道”的规则也只是一纸空文。

　　从特种车辆自身看，“不让道”也是一些特种车辆为自己的“先在行为”埋单。

　　“公车私用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他是在执行公务？”“不执行公务的时候，这些车也常常逆行、闯红灯，我为什么要让？”少数特种车辆在日常行驶中的违规行为，透支了人们的信任，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公信力。

　　特种车辆或者特权部门如何自我约束，不滥用权力；外部如何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使权力滥用得到有效的监督，同样是“不让道”事件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让道不是大事，也不是难事。其背后，却隐藏着社会管理中需要分层次逐一解决的不少问题，万不可小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多层化，社会管理中遇到的课题必将愈加复杂。

　　社会的管理，永远都有赖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互动。管理者有管理者的智慧和威严，被管理者有被管理者的自觉和公德。唯有双方使力，才能实现我们所致力追求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