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遭通缉一事，新闻出版总署昨日表态称，支持媒体记者进行正常合法的舆论监督。

　　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公安局网上通缉。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哗然。目前遂昌县公安局已撤销对仇子明的刑拘决定，网上通缉也同时撤销。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应该说，只要媒体不是捏造事实、恶意构陷，行使报道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这一常识，并没有在所有人那里取得一致的认识。比如在本次事件中，遂昌警方最初认定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就是断定记者仇子明在进行非法的舆论监督。可是，什么是合法的舆论监督，什么是非法的舆论监督，合法与非法的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这些问题，在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走向。

　　媒体报道遭遇刁难和打击的事情不是今天才有。就在最近几天，包括仇子明遭通缉事件在内，已经连续发生3起记者遭冲击事件。这些事件看起来都是媒体报道与公司资本之间的碰撞，而权力在个别事件中往往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媒体报道的现实困境。

　　历史上有段时期，新闻媒体被当作是纯粹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媒体没有独立地位和身份，需要依附于行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所谓正面新闻还是舆论监督，媒体报道更像是在完成一道被交付的任务。

　　今天我们愈发认识到，媒体是社会公器，不为私人所有，也不为私人所用；媒体以为公众提供信息和观点为己任，并不天然是舆论监督工具，媒体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批评权等一系列权利，新闻媒体遭遇挫折，记者报道权得不到强有力的保护，往往意味着公民权保护的尴尬处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因报道遭通缉与公民发帖遭跨省追捕，揭示的都是同样的现实，反映出同样的问题。

　　新闻媒体需要依法进行管理，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新闻立法，管理所凭依的仅是一些部门规章，而且对媒体的管理也不总是公开进行。媒体管理应有特定的管理机构，但从现实来看，似乎握有公权的部门都可以对媒体发出指令，对记者报道进行这样那样的干涉。

　　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与地位，媒体与社会自由与权利的关系，在世界上均有广泛共识和共同的价值根基。我们也必须承认，对媒体的具体管理和认识，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也有其特殊一面，但这种特殊性仍然建基于共同价值，并非另辟蹊径，以特殊性取消或凌驾于共同性，也不是要与现代文明追求背道而驰。

　　屡屡发生新闻媒体遭冲击、媒体记者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媒体报道权及其所关联的公民权利，必须受到稳定且强有力的保障，不容含糊，不容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