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市长阮成发为“爱我百湖”志愿活动授旗，这项活动从彼时起由召集层面转入行动层面。

　　志愿者在武汉的湖泊保护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尚需时间来检验。仅从活动的发起来看，是十分成功的——媒体发起倡议，志愿者踊跃参与，政府首长及相关部门予以积极回应。

　　可以说，这是公民行动与政府意愿的一次完美对接。武汉号称“百湖之市”，区域内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是这座城市天赐的自然与历史财富。作为普通市民，若非利益获得者，大约从情感上都不会认同对湖泊的填埋与污染，保护湖泊的志愿活动，有广泛的民间基础。政府作为城市的行政治理单位和整体，在湖泊保护的态度和行动上有转折性，或许政府从来不曾公开支持对湖泊的填埋与污染，但持续多年的湖泊面积缩小与水质恶化，政府至少缺乏强硬的行动力度。这些年，出于对发展模式和生存环境的反思，特别是有“两型社会”试验和世界湖泊大会在汉召开等契机，政府对湖泊作用的认识在转变，湖泊保护的力度在增强。

　　我的思考由此而来。如果没有这份契机，没有政府保护湖泊的迫切意愿，公民自觉发起的护湖志愿行动能否成行？社会公共管理千头万绪，我们现在知道，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政府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公民力量和组织，或者说，政府的一切公共治理，其实都应该在公民同意和参与的基础上。公民行动，并不总是与政府的意愿合拍协奏，也不以政府是否有准备为转移。政府此次固然欣喜于志愿者的护湖行动，因为它实际上类似于是对政府行动的一次配合，但对于公民行动，政府是否真有足够的接纳和心理准备。

　　仅就护湖这一公民行动来看，政府就有可能面临尴尬。此前有媒体报道，某项开发工程可能涉及对部分东湖水域的填埋，后经证实不存在填湖行为。我们现在假设会有某个工程，能给地方带来相当大的利益，但确实涉及填湖。真正的公民护湖志愿组织，肯定会以各种方式表示抗议，这时候政府会如何选择。

　　公民行动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民间发起的人权保护组织、弱者权益保护组织、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环境权益保护组织、动物权益保护组织等等，政府是否会对这些组织及其行动有足够的包容，是否能给其足够的发育和活动空间，是否能接受其可能给政府行为带来的掣肘。

　　公民行动有时候是直接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表示反对，比如说厦门的PX项目事件，广东番禺的垃圾焚烧厂事件。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武汉，城市政府是否有准备有能力应对、化解，能否体现出协商精神甚至是对公民意愿作出必要的让步。

　　公民行动并不总是以温柔的形式展开，如同“爱我百湖”志愿者倡议书中所列，只是“劝阻、举报、媒体曝光、协商对话”，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以散步、静坐甚至游行示威的方式展开。如果发生这些形式的公民行动方式，政府会怎么办。

　　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开放的国家，这表明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体现出与世界的同一性，依此趋势，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必然不可逆转，公民行动也会在社会空间内风起云涌。事实上，在先行发展地区，这种趋向已有诸多体现，武汉作为内陆城市，感受或许不深，但迟早都会到来。

　　“爱我百湖”志愿者活动，我更愿意视之为政府接纳、回应公民行动的一次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关于公民行动，城市政府还应该有更多的思考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