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胜

　　7月21日，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湖北省总工会已经介入调查，启动了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8月1日《武汉晚报》）

　　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似乎已成为社会痼疾，农民工为讨要工钱采取所谓的过激行为已屡见不鲜，然而，“欠薪——讨薪——被殴”的屈辱维权路，却成为农民工的心痛和无奈。如何帮弱势的农民工维权，公众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笔者依然倾向于“立法”，尽快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

　　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文明社会中，劳动者付出劳动而获得报酬是“天赋权利”，而雇佣者必须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纠纷和劳资矛盾，而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严重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阻断了农民工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惩罚，那么法律的权威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况且，现行法规不足以震慑“恶意欠薪”违法行为。关于欠薪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但是在实际中，很少有职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是通过“支付令”这种手段来解决的。《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有12项罪名，但没有一项罪名涉及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不法经营者熟知法律的惩戒底线，对拖欠工资满不在乎，甚至会转移财产，想方设法逃避和阻挠执法行为。

　　农民工讨薪被殴的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恶意欠薪”违法成本低、惩处力度弱的执法软肋。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