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很多尝试，我个人是鼓励的”

　　互联网、微博、手机等新媒体崛起后，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媒介。昨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在云南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报告厅，以《新媒体崛起时代中国传媒教育与传媒未来发展趋势》为题举行讲座，就当前国内多起记者遭受威胁事件进行了深刻分析。

　　喻国明 本报记者 金林 摄

　　 人肉搜索是社会能量的聚集

　　喻国明说，新媒体时代的个人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大、想象的成分，但是，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在聚焦相关事实的时候，就能互相纠错、印证、延伸、补充，“它对一个事实的描述就像无影灯，每一盏灯并不亮，但无数盏无影灯从不同角度照射下去，灯下黑的情况是最少的，于是它就呈现出了最全面、最客观、最详实的新闻事实，它已经是不同于过去新闻客观、真实的逻辑。”喻国明认为，人肉搜索方式是社会能量聚集的模式。

　　“新媒体形势下的最大景观是圈子和群落的形成。微博群、开心网等等群落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人们跨越了现实交往的距离，能在更宽广的时空范围之内找到同声相求的伙伴，他们用共同的价值观、爱好、兴趣来开拓自己的个性，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的个性有了进一步延伸，人们也由此得到心理支撑、社会支撑的平台，它是文明的进步。”喻国明教授说，群落和圈子的形成也包含了社会的风险，“人们在圈子里谈天说地，既可以是重大的事情，谈奥巴马，谈反恐，也可以非常八卦，谈谁的绯闻。可以谈工作、生活、感情，这是一个小世界。它的风险就在于，一些人会误以为，从这个小世界里所挖深井里头看到的天空，就是大事件的本身。人们的利益、文化诉求、经济诉求不断冲撞，这就使得社会风险不断加剧。每一个圈子的人价值观、游戏规则一致，有温暖的认同感，突然发现一群人竟然要侵犯自己的利益，隔阂产生偏见，偏见就造成冲突。这就是建立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社会风险。”

　　媒体不是只为弱势群体说话

　　如何避免新媒体背景下的社会风险呢？喻教授说，传统媒介在不同的文化群落之间寻找链接的障碍，并设置公共议题，它的责任就是让每一个社群的人也知道社会的存在，让他们形成公共领域和话语，使其互相妥协和宽容。

　　在谈到前段时间国内连续发生的多起校园惨案，有人归罪于媒体的报道遭人效仿一事时，喻国明说：“媒介的报道的确有效仿作用，比如杀人计划、自杀吃的什么药等，从新闻职业道德和规范的角度说，都是不应该详尽报道的，但就事实本身的报道，怎么能说是引起一些人效仿的根源呢？难道校园惨案发生后，媒体一声不吭，就尽到社会责任了吗？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它要随时提醒人们风险在什么地方。”

　　随后，喻教授谈到社会的职责：“很多人认为媒体总是在为弱势群体说话，这样的认识很表面，我们不是弱势群里的天然代表。弱势群里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之后，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我们替弱势群里说话，是从保障全社会的角度让弱势群体发出他们应该发出的声音，让他们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获得起码的利益。媒体要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维持利益的平衡，哪怕是他们情感、情绪表达的平衡。媒体的职责，根本上来说，是在促进社会和谐。好的媒介，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让它哭出沮丧，社会笑的时候，不让它笑出狂妄。”

　　本组稿件

　　生活新报 记者 刘木木

　　■答记者问

　　“保护仇子明就是保护公民利益”

　　问：云南的舆论环境，在您眼里是什么样的状态？

　　喻国明：我注意到云南有很多尝试，我个人是鼓励尝试的。一些人认为云南在作秀，一些人在突出个人等等，我们做研究的人，不这么看，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做法本身，对云南、昆明的社会发展是有利还是无利，是不是让这里的老百姓多了一点监督权和话语权，如果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么个人出名和作秀也没有什么不好。

　　问：最近全国发生多起针对记者的事件，您怎么看？

　　喻国明：由于掌握着在社会调控中极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在利益的漩涡和枢纽当中，新闻工作者面临了各种压力。比如仇子明被通缉事件，如果一旦实践的话，那以后谁还敢监督社会和企业？这不是对一个记者个人的威胁，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和侵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奋起反抗。我们保护的不是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介的利益，我们保护的是公民自己的利益。

　　■寄语纸媒

　　“传统媒介的价值具有永恒性”

　　昨天，喻国明教授回答了之前一直热炒的“报纸是否会死亡”的问题：“有人说，报业会死掉，我完全不相信！报纸是新闻采集和生产方式的综合和载体，过去我们将报纸理解为一张纸，错了！报和纸是新闻构成全要素的总称，纸只是一种介质，它可以换掉，比如换成电子阅读器，这并不影响报纸的生产价值，当然，介质的转变可能会带来诸多可能性。”新媒体崛起后，报纸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他说，传统媒介的生产价值具有永恒性，“从社会角色扮演来说，它是平衡者和公共空间的设置者；从信息角色的扮演来说，它是精神文化的生产模式。微博永远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