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民间诬指汉奸的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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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2日下午四点，南京市商会理事穆华轩、董育华、沈至鸿、章厚之、周炳生等七人，在白鹭洲茶社招待新闻界，声称该会现任理事长王绎齐、理事冯鲁瞻、候补理事金少垣及商人王利人，有经济汉奸嫌疑。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天，《中央日报》以《穆华轩等向记者宣称，王绎齐等有汉奸嫌疑，王认为系公开毁谤》为题，在“京市新闻”版面中刊登了这一则新闻。
毋庸置疑，1946年的南京，“汉奸”是一个令不少人胆战心惊的词汇。自日本投降之后，越来越多的汉奸被清算，但他们大都是日伪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们被绳之以法，都是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具体操作。那么，南京市商会的理事们揭发本会理事长为汉奸，又有何背景？这种民间清算汉奸的行为，是否都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
何谓汉奸，商人提案政府通过以法令定性
彻底清算，军统编写《名录》鼓励民间揭发
《辞海》关于汉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而将对汉奸的界定和惩办第一次提到政府议事上来的，是商人陈嘉庚。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精简为短短的十一个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中国历代政府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给汉奸定性。此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的出现，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进入中国，一些投机分子，为一己之利，成为日本人“以华治华”的工具。在此敏感时期，他们为图自保，损害民族利益，最终必然付出代价。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特别法规，共11条，规定：对抗战期间曾在伪组织任职之公务员或者任职之机关首长、文武职官员、特务，专科学校以上校长，报馆、书局以及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者，应厉行检举。
惩处汉奸在量刑的标准上，有一定的尺度，与日本合作的组织，如伪维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精卫政府的最高首领被判处死刑，除了东北的溥仪被押解到苏联外，其余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陈公博等傀儡政权的头目都被处死，伪省长原则上处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年～15年有期徒刑，伪局长为3年～5年有期徒刑。普通投敌的，一概处以2个月～6个月的徒刑。”南大法学院咸鸿昌老师告诉记者，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下旬，全国范围内开始对汉奸进行大搜捕，负责行动的主要是军统的特务组织，在京沪一带，军统还专门编写了一本《汉奸提名录》，利用汉奸的侥幸心理，让他们自首登记，随后分期召见，予以扣留。
从当年9月底到年底，军统共捕获汉奸罪嫌疑者4692人，移交各地高等法院、军事法庭进行审理。与此同时，从来不善于发动群众的国民党当局，竟然也鼓励民间揭发汉奸。
于是，几乎一夜之间，南京市商会理事长王绎齐，就成了理事们眼里的汉奸。
同室操戈，商会理事指控理事长有汉奸嫌疑
追根溯源，理事不满理事长一职转手他人
南京市商会理事穆华轩指证理事长王绎齐等人为汉奸是有根据的。在白鹭洲茶社，穆华轩言辞凿凿地告知了记者们他所掌握的证据。
首先，关于理事长王绎齐。穆华轩说，1940年到1941年间，就已有人向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告密了，还被记录在中央党部的材料里。
其次，冯鲁瞻和金少垣，则是在1944年6月，曾主动以美美理发业的名义向伪政府南京特别市商会申请为会员，并由该会发给会员等级执照，现在，这个执照就在他们手上。
至于王利人，则在敌人占领期间，在南京开了多家店面，比如蚌埠元大庄、宿县大丰庄、南京一家百货商店等，自任经理。如果不与日伪搞好关系，他的生意是根本无法做下去的。
面对穆华轩等人的所谓证据，记者们向王绎齐求证。王绎齐则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后，当时的伪市商会理事长被抓。王绎齐就接替了理事长的职务。但是，穆华轩却有意见。
“穆华轩为何会指证王绎齐，不排除有个人原因。”上海师范大学李铭教授分析说，穆华轩在抗战爆发前，是南京商会的负责人，也是“市民中的自然领袖”，在市民中的威望很高。穆华轩是回族人，曾是升州路清真寺的负责人。他的生活来源，除靠清真寺的物产租借外，主要靠收取回族业主的“会费”。其责任则是在这些回族业主受到警察或社会流民骚扰时， 为他们在警局和社会流民中间周旋，使其财产不受损失。
日本人占据南京之后，穆华轩成为反日的中坚分子，自然不会担任伪商会的职务。现在，日本投降了，理应仍由他接任商会理事长之职才是。怎么横空冒出个王绎齐来呢？
“王绎齐的经历如何，历史资料档案几乎没有涉及，只是他的名字出现在1948年行宪国民大会“商业团体”代表姓名录中。”让这样的人来担任商会的理事长，理事们当然不乐意了。
王绎齐认为，穆华轩等商会理事的这种行为已经属于公开毁谤个人名誉，他们所谓的证据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王绎齐当时就要求穆华轩将所谓的证据拿出来公示，但穆华轩有没有拿出，因当时新闻没有跟踪报道，就不得而知了。“但从1948年，王绎齐出现在行宪国民大会‘商业团体’代表名录中来看，穆华轩欲将其纳入为汉奸的企图应该是没有得逞的。”李铭教授说。
发生在1946年8月2日下午的白鹭洲茶馆里的这一事件，不过是民间揭发汉奸的一个缩影而已。是不是所有被他人揭发为汉奸的人，都能像王绎齐那样幸运地洗脱自己的罪名呢？
在总统府附近的雍园，年近80的张良才回忆了自己父亲的遭遇。
对手排挤，与日本人说话梨园名角成汉奸
无钱疏通，秦淮名妓被污汉奸跃入秦淮河
张良才的父亲张善笑是民国南京的梨园名角。张善笑曾经得到过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指点，虽未正式被纳为弟子，但有师徒之情。1946年6月，张善笑得知，上海天蟾舞台约请马连良前去献艺，目的是为了给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募捐。张善笑得知后，向天蟾舞台表示，自己也愿前往做份善事。天蟾舞台求之不得，欣然应允。表演当天，张善笑还来不及与师傅叙旧，突然后台上来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为首的人向马连良递交了一份由“北平地方法院”发出的传票，让他速回北京接受“讯问”，罪名是“汉奸”。马连良坚持完成了表演。
“回南京后，父亲告诉我们，这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由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负责全盘策划的。”原来，1942年冬季，马连良曾去东北演出，是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然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把这次巡演说成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演出的。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汉奸”。
那么，那些国民党高官为何要针对马连良作出如此举动呢？
“是因为那些接收大员们，看上了马连良的家财。”李铭教授介绍说，日本投降后，马连良自掏腰包，帮助梨园界集体戒烟。“梨园界名伶有烟霞之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每晚舞台上动辄三四个小时的表演，使得演员们高度紧张，只有用大烟才能起到每天上场之前精神饱满的作用，明知是饮鸠止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认识马连良的人都说：“马连良积德积大了，救了多少人呢！”
马连良的声名，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觊觎，他们以拜访之名，来到了马家“南宽街”的深宅大院，见到其中摆设，甚为震撼，便起了敲诈之心。这段时期里，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了。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马家耗尽家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北平地方法院的结案陈词是：经查明，所谓“使节团”的底案，查无实据，不予起诉。在家中软禁了一年多的马连良终于得到了解脱。“而我的父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张良才感慨地说。
张善笑因为在南京戏剧界的名声，有许多的对手，他不得不时刻提防。尤其是师傅马连良“汉奸案”后，他就成为众矢之的了。“防不胜防啊。”1946年的那个秋天，15岁的少年张良才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那一天，我放学回来，一看，家里已经完全变了样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我的父亲。”
张善笑的罪名和马连良一样，是“汉奸罪”。具体的证据是，1942年，张善笑在南京大戏院演出《四郎探母》时，来了几个日本人观看。表演结束后，这几个日本人到后台找了张善笑，对他的表演大加赞赏，张善笑不卑不亢地敷衍了几句。“也仅仅如此而已，这就成了我父亲汉奸罪名的由来。”张善笑因此被判处监禁6个月。
在父亲被监禁的那段日子里，家人四处申冤，钱花了不少，人却依然呆在大牢里。
而七十多年前南京清算民间汉奸时，最让张良才记忆犹新的，就是秦淮名妓“小白红”了。小白红曾经和张善笑学过唱戏，颇有天分，这使得她在国民政府禁娼前小有名气。日本人占据南京前，她跑到了上海，但度日艰难，迫不得已，她在1940年回到了南京，继续从事皮肉生意。“我父亲劝过她，让她找个正经的人嫁了，但她说已经从不了良了。”
1946年冬天，小白红被抓了起来，据说，是因为曾经做过日本人的生意，因此便成了汉奸。“有人暗示她，多准备些银子，就能洗脱罪名了。小白红在南京也就和我们家有来往了，但那时，我们也自顾不暇。只能象征性地支援一下，根本就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就这样，在翌年最冷的1月，小白红一跃而起，跳入了秦淮河。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本版漫画 漆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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