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法规无论如何“猛”，想要达到的目的恐怕也是行为人的自觉遵守法律吧？问题是，既然都能达到目标，那么，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我们该让人们相信“柔性法规”的作用，还是该让人们臣服于“猛法”的威严？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以罚代法”的泥沼。

　　因为车后号牌上的婚庆标志没撕干净，一辆湖南号牌车辆的车主在深圳遭罚6000元。

　　深圳有可能成为有车族最担惊受怕的城市，这是因为8月1日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被称为史上最猛交罚新规。根据新规，一名司机因变造车牌可能被罚款5万元，而旧规定变造号牌的罚款仅为1500元。

　　广州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用了“多名手发新车主和外地司机纷纷声称并不知情，大声叫冤”的情形。

　　法规是否宣传到位，自是值得探讨，不过，更值得探究的是，虽然深圳作为特区享有部分立法权，但其罚款的增幅比之上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真是让后者有难以望其项背之窘。核心的立法原则能否如此大相径庭？靠严苛的罚款能不能解决交通违法问题？严苛的规定也引起了“交警会不会更加倚重罚款收入自肥”等种种猜测，当地又靠什么来消除人们内心的疑惑？

　　该新规可谓酝酿有日。现有的报道资料显示，2009年10月12日，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初审修改后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深圳将借鉴香港引入“社区服务令”的新做法——部分违法司机将被强制进行义工服务30小时。

　　而大半年之后，这一关注点早已让位于“最猛罚款”。实际上，在该新规征求意见之前，即当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交管局印发了《深圳市公安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单宗举报最高奖励2万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了“最猛罚款”时代的即将到来，奖励力度越大，罚款力度越大，这不失为一条“定律”。

　　不妨假设，如果这条新规在出炉之后，打上了浓重的借鉴先进经验的烙印，而不是“罚款”这个习惯性字眼，那么或许今天人们所埋怨的就不是罚款数额的剧增，而是另一些美丽的烦恼了。

　　说这话并非矫情。就在“最猛罚款”出炉地深圳，今年4月1日起，深圳警方正式实行手机短信敬告执法。5月29日法制日报的消息是，截至报道日期，交警对11万多宗违法停车行为采取了先短信提示的人性化执法，减少罚款超1680万元。

　　如果以今日之新规的角度审视，那么悖论即出现：执法措施的“轻柔”和法规的严厉形成事实上的冲突。但是值得提示的是，“轻柔”的执法新措施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违法行为人收到提示短信后均能及时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有效地及时解决违停现象，缓解路段的交通压力。

　　这有点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不同的是，缺少了周伯通的那种收放自如，而透着一股自相矛盾的味道：人性化执法既成潮流，不做点姿态是不行的，但是骨子里，“罚为先”却是根本的意识。

　　相关的法规无论如何“猛”，想要达到的目的恐怕也是行为人的自觉遵守法律吧？问题是，既然都能达到目标，那么，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我们该让人们相信“柔性法规”的作用，还是该让人们臣服于“猛法”的威严？

　　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以罚代法”的泥沼。“以罚代法”由来已久，只想罚款、只会罚款，把罚款当成唯一目标则说明我们的执法理念落后，法治水平不高。前年，“陕西交警乱罚款”的新闻广受关注，今年3月，更爆出安徽灵璧县规定交警每人每月须完成罚款1.5万的新闻。尽管深圳当地的法规出台部门曾经否认此法规是为了“创收”，但谁来保证一定没有把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

　　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除了看到交警热衷罚款、为了罚款而疲于奔命外，还能看到更多的“建设性”吗——我们的执法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建设，从而促使人们按照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的思路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吗？

　　地方推出的交罚新规，以加大罚款力度为关键词，应该以违法违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作为考量，否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比如说，很多人提出，对酒驾等行为可以严罚，对轻微违法则不能一味重罚，但是不分大小情节的严罚则很容易挫伤行为人改正错误的积极性；又比如，虽然法规面向所有人，但实际的情况是，罚得再重，能奈权贵何？惊人的惩戒，固然能使有车族今后在深圳噤若寒蝉，却也不是敬畏法律的结果。

　　有网友正话反说：此法规应全国推行。如果真的推行，那一定是场更大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