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3日在山东大学作演讲时表示，中国应当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 （8月4日中新社）

　　这不是丘成桐教授第一次就中国教育发表观点。从“不应要大学赚钱”到“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从“培养本国一流学生比引进海归重要”到“高校交际费本可用于培养人才”……身为世界著名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对中国教育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我们不知道丘成桐教授如何得出这个结论。要知道中国的大学，除了书记、校长，还有很多副书记、副校长。这么多学校，这么多领导，每年花在请客吃饭上的钱，倘若只有一两个亿，恐怕还算“节约”。

　　我自己在一所高校教书，我的老院长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之后，最大的感触是香港的高校领导很节约——香港学院领导请吃饭，出席的教授们都要AA制，领导只为客人一个人付账。丘成桐教授如此类比，其实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教育不是请客吃饭，与其把钱花在请客吃饭上，不如多培养一些教授。然而，道理虽然简单，真要实践却很困难。要知道，请客吃饭是一种常态，深陷“行政化”怪圈的大学，概莫能外。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说，“现在政府对大学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比较普遍。有人甚至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是的，由于权力的随意介入，大学一方面在政府机关面前大搞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极力与市场靠拢试图通过市场运作分得一杯羹，以达到资源分配与市场运作的通吃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会“请客吃饭”的校长，不会“跑部钱进”的校长，恐怕就是没钱“培养教授”的校长。

　　大学的行政化不仅有外在原因，也有自身问题。有人形容如今的大学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管理部门繁多、工作人员膨胀并未带来行政的高效，却带来了办学成本的日益高企，也使得大学的官本位氛围继续蔓延。只有改变大学管理的行政化现状，实现学术权力核心化，大学校长才不会忽视“培养教授”，而成天“请客吃饭”。

　　“大学校长不好当，大学校长也不易当。”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说，“我在大学里当校长就是给教授打工的，当校长要遵循非常严格的民主程序，要接受教师的投票评价。”对于高校的未来，专家学者给出很多“药方”，譬如“教授治校”、“去官化和去行政化”。这些“药方”，归根结底，就是给予大学教授足够的监督权利，惟如此，才能实现大学校长从“请客吃饭”到“给教授打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