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刚 徐园 李建新

　　“有好几年了。”7月中旬，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韩礼成努力地回忆，上次接受记者采访是在什么时候。

　　与他的“久违”一样，对浙江服装产业，我们一开始也有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说熟悉，是因为服装业是浙江传统产业的一面旗帜——2009年销售达1389亿元。

　　我们也感到陌生。当劳动力成本高涨，习惯上被归于传统产业的浙江服装制造业，是否到了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如果坚持留下，浙江服装业应该留下什么？在历经多年的代工出口后，浙江服装企业亮出自有品牌的机会有没有到来，实力有没有具备？

　　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命题——转型升级。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次系统性的思考。

　　这，正是我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所在。

　　去留之虑：产业转移的临界点到了吗？

　　“以前到外面办厂，是碍于对方招商引资的面子。现在真的要转移了。”7月14日，在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的雅戈尔总部，董事长李如成坦率地对我们说。

　　不要误解李如成的意思。起码在今年，雅戈尔把所有工厂都搬到中西部的可能性是零。直到今天，以全产业链著称的雅戈尔，除了最新的汉麻面料部分，其他面料、服装的制造都坚守在鄞州区，工人数以万计。

　　但李如成说的是心里话。对服装产业发展历史谙熟于心的他，有一个直觉：宁波市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在这种发展水平下，传统制造业怎么可能继续像过去一样做下去？”

　　其实，浙江的服装产业，本来就是一场产业转移的结果。它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60年代，从日本到韩国和我国港台地区，再到我国内地、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国家，路线十分清晰。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服装产业的迁徙属性呢？

　　因为，劳动力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内地，服装业依然属于加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是核心竞争要素之一。对当前大多数服装制造企业而言，3%的利润率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近年来，这脆弱的3%已经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上涨是如此迅猛。在另一家宁波服装龙头企业——博洋集团，董事长戎巨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每次加100元，今年一次要加300到400元；两三年前，给工人加工资是一年一次，而今年以来已经加了两次。

　　劳动力的变化，还不止涨工资这么简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相对于工资上涨，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更难以适应的是新一代80后、90后产业工人。

　　“他们是出来看世界的。”令李如成感到无奈的是，到雅戈尔打工，80后、90后看重的不再是多加班就能多挣钱，而是有无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个人职业满足感。而服装企业岗位相对艰苦。在雅戈尔，每个月要流失1%的工人，一些年轻人在车间还没干上几天就走了。

　　工人当然可以不停地招，尤其是雅戈尔这样知名度高、待遇又较好的企业，招工更具吸引力。但那些构成了浙江服装产业基础的中小企业，应对这些变化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7月22日，在温州服装协会采访时，我们恰好赶上了该协会组织的优化用工环境调查。一位代表说，现在服装工厂一头是招工难，80后、90后工人待遇要求高，不愿意加班；一头又要赶订单，必须要求工人加班，订单利润又低。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选择性接单，只接那些附加值高的订单。但恰恰在这方面，工厂没有选择余地。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告诉记者，温州有近2000家生产性服装企业，产能多得是，你不接订单自有人接。

　　发生在新一代工人身上的变化，深深刺激着每一位浙江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他们明白，产业转移不再仅仅是“狼来了”的警示。如果我们只能创造个位数的利润率，寻找成本洼地已成必然。

　　那么，留下什么呢？“历史经验表明，先发企业总是把价值最低端的部分转移，而把高附加值的品牌创意、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等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欧美企业是如此，浙江服装企业也必须如此。”韩礼成说。

　　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正在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服装行业协会合作，为浙江企业寻找合适的代工企业，先将一部分订单转移出去，浙江企业集中精力做品牌、营销。

　　之所以不选择整体迁移，韩礼成认为，就目前而言，中西部的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还不如东部沿海，转移的各种风险还比较高。（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