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

　　祝：朱学勤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我原本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他能把深奥刻板的理论问题论述得那样生气勃勃、激情澎湃，确实有点“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可惜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过于偏狭，所以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是很少见的。他的学问的繁琐和细密，很容易让人想起——从乾嘉学派到钱锺书的苏南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在这次事件中，有这么多学者和网友不顾一切地挺汪，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汪晖有一个特点，就是摊子铺得过大，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牵涉进许许多多相关——甚至不那么相关——的问题来，而且要一并展开论述。对这些问题，他当然都有过涉猎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过系统的透彻的研究。问题就在这里：要按照专业学术标准展开论述，从论点到论据，没有深入系统的透彻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他就必须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献。而如果把这些借用的二手文献全都一一注明，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恐怕都会不胜其烦，而且也太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晖的这种不完全注释的方式，有一些对别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释，后一段没有注释。这是对汪晖的一点技术性分析。

　　黄：我没有读过原始文献，但从那些小孙怡让、后段玉裁对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都是引了别家的东西而未一一明确标注。问题看来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给知识产权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参考当年和当今的未成文法、即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去慢慢计较。

　　这次事件山重水复，机里藏机，变外生变，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前最需发言者能不党不私，诚心正意，本着对公众负责、对学术负责、对个人负责的态度，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公正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知识界如果连这件事都干不好，那还能干什么？

　　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是中国社会自我反省、自我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的说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来，知识界的腐败与腐朽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江河日下。这个群体在道德人格上的覆灭，会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致命一击。公众包括媒体对此次事件反响之强烈，正反映了人民对这个群体的期望与失望。

　　祝：从小处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较细化的中国学术的写作规范。

　　其实将近10年前，历史学者王笛就针对中国学界的问题，撰文介绍过《芝加哥文体手册》。这当然不是说要照搬谁的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参照。因为鉴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不能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谴责，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认的、可作为依据的行业法典。我不太同意把这些年的抄袭成风归咎于讲究学术规范本身，所谓学术规范本身鼓励引用别人的论述，鼓励鹦鹉学舌，因此鼓励变相抄袭。在社会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在写作成果发布平台即互联网便捷化、大众化，导致写作者人数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必须相应地提高学术的准入门坎，明确区分专业学术写作与非专业学术写作。专业学术写作必须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为每一个论点提供准确的、充足的论据，这必然要求比较多的引文和注释。同时，按照这个标准，抄袭还是没抄袭，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抄袭，其实不难判断。

　　黄：1990年代以来是学界订规则最细密、同时也是学人出事最频繁的时期。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不讲原则。像当年王铭铭学术不端成那样，连“孟修斯”都闹出来了，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刚刚开完他的会没几天，《读书》上便见到他的新作。不是说犯了错误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学术共同体总该讲点原则，有个态度吧？就算他人才难得，观点有益，但他的作为和你的反应会对学界起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会对学术风气产生什么样的正负影响，难道不应该考虑么？

　　因此，我不反对从技术和规则的角度抑制抄袭等学术恶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顿人心、树立原则，营造正气。在整个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大环境坏了这么多年、坏到这个地步的今天，说这些的确近乎痴人说梦。尽管如此，公众对这次事件空前的关注程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推动人心向善、风气转变的强大动力。这股动力目前特别需要公心的引导，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派别的阴影挥之不去，小团体的私货随处可见，这未必一点不利于事实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动事态朝着符合公众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本来抄袭行为大则与价值制度环境相关，小则与个人作风品格相关，与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没有内在联系。

　　党争派性的继续插手不大可能使这次事件成为改善学界风气、重建知识分子信誉的一个契机，很有可能让它沦为一场让公众越看越无聊的闹剧。希望各方珍视不多的机会，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国学人岂有连这点事都说不清、摆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从五洲四海请多少余英时、齐泽克——就是把真貔貅弄来——也无济于事。

　　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祝：这次事件一开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艺研究》上发文，虽然用词狠点，态度横点，但基本上还是学术的讨论。《文艺研究》也是一家行业内的学术刊物，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什么内幕和阴谋。《南方周末》重新全文发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晖涉嫌抄袭”变成了媒体事件、公众事件。但想想也并无不可。因为既然高等教育大跃进，现在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关注学术理论、关注学术界的就不会再是一个小圈子。但这的确使整个事件复杂化了，需要特别慎重地分析和评判。

　　所以，一方面是从小处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处着眼，第一，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包括上面提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人的大视野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每一代学者都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应地也就有他们的劣势。思想不可能恪守学科专业的界限，它跟着问题走，可能会从社会学走到经济学、政治学，又走到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学术违规的情况，比如过度借用二手文献而未完全注明，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纠正。向大处着眼的第二条是，中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不同立场如果长时间都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立场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就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或者就像西方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一样，在每个领域，都会有长期对峙而又互补的两种路线或立场。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同样如此，自由派与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好像没有必要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特别是掌握强势媒体的一方，更应该厚道一点，采取建设的态度来处理目前的这一事件。中国未来前景，经济增长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可以说，这次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黄：最后再就当事人说几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场、所做工作，分别属于对中国前、后三十年两种体制及其弊端的正当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义学人中数他和吴思有智慧，不是那种俩眼发直一点余光也没有的角色。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十年，为开阔知识分子视野、探索中国道路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消息”，贡献不可谓小。

　　现如今，两条意识形态路线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被对立的双方当作彼此的疮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实上，朱的《覆灭》和汪最初被质疑的《反抗绝望》均成书于还只有一条路线的二十年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一条路线上犯的事，还会成“事”么？也许会成，但成不了这么大事。

　　总之，一个不太政治的问题被过分政治化了，一个相对个人的问题被过分集体化了。这样一个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看，只会累及集体，伤及个人。能让人行之久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永远是实事求是——老实不吃亏。这应该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