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春

　　1964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同志到阿城进行了三天的调查访问。宋任穷同志到阿城来，除了秘书以外，没让省市级任何领导陪同，甚至连警卫员都没带。宋任穷在视察期间，一不住宾馆，二不吃饭店，晚上在我的办公室放一张床睡觉，白天在县委职工食堂就餐。他到公社和生产队调查参观，找职工谈话了解情况，从不让县里的领导跟随。来去阿城也非常低调，严禁迎来送往。

　　宋任穷同志在三天的调查参观过程中，没有一次以召开会议的形式正式听取汇报，一直像老朋友唠家常似的和我们亲切地交谈。我们的话题都是由宋任穷同志提起，大多是围绕着农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等问题进行交谈。然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从县社两级干部数量结构和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干部队伍中的主要问题，可谓无所不谈。到阿城的第二天早上，他让我带他去逛市场，我俩边走边谈。他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告诉他我是1931年生的，已经34岁了。他的秘书听后，问道：“那你是哪年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我告诉他是1953年初。他又问：“那年你多少岁？”我回答：“23岁。”他听后说：“从东三省的干部年龄看，你还是很年轻的。”宋任穷同志接过话头说：“不算很年轻了。我当军长时，只有20岁呀！”他的秘书说：“现在的县委书记30多岁就算年轻的了。”宋任穷同志又问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多少。我在心里略微计算了一下，告诉他：“42岁。”他颇为感慨道：“如果是32岁就好了。”随后又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啊？”我告诉他：“我刚上初中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我解释道：“参加革命工作后，我先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学习一年，后来又到中央党校哲学专业培训班学习，就算是大专吧！”他问：“县委常委的文化程度如何？”我说：“7名常委中，有4个小学毕业，2个中学毕业，一个大专生，没有一个正规本科大学毕业生。”他的秘书插话道：“看来县常委文化水平偏低呀！”宋任穷同志语气沉重地说：“如果县级领导班子都是这样的文化知识结构，带领和指挥群众搞现代化农业生产就太困难了！”“文革”过后，宋任穷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

　　宋任穷同志此行还和我谈到一个问题：县镇的招待费用支出情况。一次我陪同宋任穷同志吃晚饭，他问我：“你们县有几个镇？”我说：“我们县一共有四个镇。分别是阿什河镇、平山镇、小岭镇和玉泉镇。比较大的是玉泉镇。”他问我这些镇每年是否要有招待费。我告诉他：“镇和公社都有些招待费，像玉泉这样的大镇招待费会比较多一点。”

　　他又问我，玉泉镇每年的招待费是多少？都接待哪些人？我犹豫了一下说：“接待的人主要是到镇里来检查工作的省市领导和与镇有关的企业主管等，每年的招待费大约四五万元。”他问：“不能少些吗？”我说：“这已经是精打细算了，再少很难。”

　　他的秘书有些怀疑地问：“为什么？”我说：“以玉泉镇为例，哈尔滨市每年都组织市政协委员到阿城考察，然后到玉泉镇总结，在那里吃饭，并且规定多少个菜，喝什么酒，吃什么主食，标准比较高，占全年招待费的一大半。”宋任穷同志非常善解人意地说：“他已经很实事求是了。我走访过的东三省像玉泉这样的大镇，每年的招待费基本都是这个数。”

　　在接待宋任穷同志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谦卑、质朴的美德。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越是饱满的果实，越是谦卑地低着头！

　　（作者为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离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