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 岚

　　每次来上海办展览，石原悦郎都不怕麻烦，捎来一个额外的“礼物”：在画廊里举办一场小型的古典音乐黑胶唱片欣赏会。

　　9月6日下午，调音师专注地摆弄着两只大音箱，为次日的音乐会做准备。石原拉着我这个门外汉，一会立在这里，一会又自言自语摇摇头，挪到另外一边。直到站在画廊中间偏后的位置，他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指指脚下：“舒伯特的这首《岩石上的牧羊女》，在这里听最好。”

　　年深月久，黑胶唱片发出“吱吱呀呀”的噪音。对听众来说，恐怕是种干扰，但对石原而言，它们却也是那段最难忘生活的伴奏。“古典音乐是和欧洲19世纪后期的绘画一起，突然闯进我的生命的。”

　　19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去欧美留学。30岁左右的石原来到了欧洲。当时他是一个法律系的好学生，他知道只要拿到学位，回到日本就能找到一份薪水优厚的工作。

　　不过，绘画让他的人生在而立之年来了个U型大转弯。

　　有一天，他和朋友搭火车来到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据说从前这是拿破仑一位情妇的香巢。一进去，石原一愣，时光好像在这里停顿了，一切都还保持着30年前的样子，矜贵中散发着迟暮，好像和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巴黎毫无关系。

　　古堡的主人从祖上继承了很多画作，但他对这些古董没什么兴趣，急于脱手变现。石原一张张浏览着画作，心里盘算着该出个什么价。忽然，19世纪后期法国画家梅索尼埃的一幅画紧紧地抓住了他，上面画着骑马的士兵。“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久久地注视着它。忽然，眼泪就流下来了，一直往外流。”

　　“你被什么打动？”

　　石原撑着下颌，想了好一会，然后放弃似地说：“30年后，我仍然说不清楚。当时我只是感到，一下子，我和‘真的东西’相遇了。”

　　石原把原本属于法律课堂的时间都给了美术馆。他最喜欢去的是巴黎西南郊外的凡尔赛宫，那里存有令他着迷的19世纪后期欧洲绘画。“对的，就是着迷。在此之前的人生，我从不曾有过这么强烈的体验：为某样东西如此着迷，如此渴望拥有。”

　　“后来我知道，梅索尼埃是达利最推崇的画家，”石原有些得意地说，“也许那时的我和这个幻想家有着相似的内心哦。”

　　石原给父母打了通长途电话：很抱歉，我决定不再学习法律了，改为研究绘画。我知道，这会让你们很失望，但终归这是我的人生。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一声暴喝：笨蛋！

　　石原开始混迹在巴黎的艺术学校蹭课听。在一堂素描课上，一位中年裸妇在教室里跳舞，她越跳越快，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旋转，石原满头大汗，手中的笔也越挥越快，“真像交响乐里叫人透不过气来的一段。”裸妇终于安静下来，匍匐在地板下休息。石原把60多张素描忐忑不安地递给老师。“画得不错，我不会把你赶出这间教室的。”老师说。“当时，真是太高兴了，比在日本拿到全校最优等生不知高兴多少。”

　　“在接触绘画和音乐之前，你不喜欢法律吗？”

　　“不，说不上不喜欢，只是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的。”

　　“后来，你觉得那样的人生缺少了什么呢？”

　　石原想了想说：“热情。那样的人生，没有感动。”“你害怕那样的热情吗？”“不害怕。是那样一个时代，容许我那样忘我。”

　　石原快六十了，他的翻译张颖告诉我，仅仅在东京就有800多家画廊，竞争激烈，但几乎只有石原的画廊，专门给年轻人提供基金，资助他们的创作。这次的“中日当代艺术家交流展”，展出了日本年轻艺术家KosukYamawaki的作品。他是石原的“新发现”，喜欢画动物，视角特别。他们计划去非洲采风。

　　“我妻子身体不好，住在医院，好几年了。我喜欢猫。”石原忽然有些“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看着他清瘦的脸颊和身量，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起了同样爱猫的夏衍。

　　经营画廊不是一门容易的营生，想来只靠1970年代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出来的热情，一定是不够的。不过，正是当初的这个选择，让他今天仍然可以保存一份热情，或者说，从年轻艺术家身上、从艺术的传承、挑战和发展中，汲取寂寞生活中的一些活力。

　　石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艺术圈的故事”，也不是1970年代独有的一抹光彩。

　　翻译张颖是一位上海姑娘，7年前硕士刚毕业的她拿到了日本的工作签证，即使以日本职业女性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也是相当不错。她自己也没想到，几年后，她离开了那个稳定的大公司，成为一个自由职业人，一边接些翻译，一边拿起了陌生的相机，想要做个摄影师。“有些人会说，哦，你是自由职业，那一定很自由吧。而父母就着急得不得了。”张颖无奈地笑笑，“前几年，都有些怕回上海。”

　　张颖告诉我，慢慢地，她和日本艺术圈有了一些接触，最难忘的经历，是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艺术家的交往。“像石原先生，还有日本有名的建筑家黑川先生，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再年轻，可是我常常觉得，他们的内心比很多年轻人还有活力，还有热情。”

　　挺有意思，到底谁是有热情的人？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