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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始终具有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物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对于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家，奥地利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有过这样的表述。这更可以看成是对晚年托尔斯泰的一个准确注脚。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秘密出走。途中，他不幸患上了肺炎。十天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托尔斯泰走完辉煌而又的一生。

　　今年是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他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等重新出版。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兴趣更甚于百年前，就连古巴与墨西哥这些文化气息相对薄弱的国家，今年也为托尔斯泰举办专题书展。同时，电影界也配合纪念活动，由俄罗斯、英国和德国三国合制，描写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的电影《最后一站》，今年一月在英国首映，且于三月获得年度奥斯卡提名。克里斯托弗·普卢墨和海伦·米伦的精彩演绎，“留驻”了托尔斯泰一生中颇不平凡的最后两年的时光。

　　相比之下，俄罗斯纪念托尔斯泰的活动要逊色得多。尽管去年年底，位于车臣共和国谢尔科夫斯基地区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在荒废多年后重新开馆。但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篇追寻托尔斯泰旧日足迹的文章披露，最近几个月，大批游人慕名前往大师在乡间的故居和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里面的导游却不懂得用英语向游人介绍他们的国宝，供游客索取的资料全是俄文。托尔斯泰似乎无迹可寻。

　　尽管俄罗斯也将于今年11月20日发行一部关于托尔斯泰晚年岁月的黑白纪录长片，但克里姆林宫迄今都没有计划在同日举办任何纪念活动。不止如此，影片《最后一站》的拍摄也不是在托尔斯泰故乡的白桦林中和北方地平线的衬托下进行的。那里的恶劣环境和过高的拍摄成本，最终让该片的导演迈克尔·霍夫曼放弃了这一设想，而是选在更富裕些的前东德乡村。

　　不约而同地，但凡涉及纪念托尔斯泰的文字、影像，都选择了聚焦他的晚年岁月。人们试图对托尔斯泰为何选择从家里突然出走，做出种种解释。他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恩怨纠葛，也随之成为众所争论的话题。

　　时光退回到19世纪80年代，在直面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状时，托尔斯泰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他对自己富足的生活感到极大不安。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劈柴、生炉子、修鞋、耕地等各种体力劳动。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放弃著作版权……然而，托尔斯泰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靠这些收入维持生活，这自然引来了索菲娅这个家庭管理者的坚决反对。

　　夫妇俩晚年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由此愈演愈烈，以致托尔斯泰临死前立遗嘱都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但这并非出于夫妇俩纯粹的个性冲突，或是感情上的不和。与托尔斯泰交往甚笃的高尔基，就在文章中几次说到，托尔斯泰夫妇之间始终有一根线牵连着，这根线应当是爱情。从根本上说，托尔斯泰生活的悲剧源于他与妻子的信仰和生活观的截然不同。

　　托尔斯泰剧烈的精神冲突，可以追溯到他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岁月。在写作过程中，他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要生？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我该怎样生活？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个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人物，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

　　从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也成了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有人打了这么一个比方：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是健全的，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内心冲突；《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悲观主义的，它的人物的内心冲突往往得不到解决。此后，托尔斯泰基本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是像小说中的列文一样，最终走向了“福音书”。据说，在他的写字桌上一度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之外，竟别无他物。

　　这种思想的转向，给他自己，也给他的追随者带来了很大困扰。严格说来，托尔斯泰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晚年的合理身份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托尔斯泰本人也在《忏悔录》中感叹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同样，尽管没有人怀疑托尔斯泰小说的伟大，但与前辈的果戈理、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其后的契诃夫相比，在写作艺术上，当属他对后世的影响最小。究其因，或许在于他的不可重复和难以模仿。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时，作家格非说，他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在电影《最后一站》中有一个场景：托尔斯泰夫人转向围坐在圆桌边的客人们说：“你们认为他是基督耶稣，是不是？嗯，他不是。”托尔斯泰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脸描述成一张普通农民的脸。这并非故弄玄虚。中年后的托尔斯泰与年迈的马车夫一道出行，人们常常分辨不出哪一个是尊贵的伯爵，哪一个是卑微的马车夫。

　　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或多或少总是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气质，纵使自负如海明威，也对他只有敬慕和崇拜的份儿。然而，托尔斯泰在西方极受尊崇，在当下俄罗斯遭受冷遇，也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柳德米拉·萨拉斯齐娜感慨地说，“如今他所遭受的抵制，就像他当年对国家、军队以及教会的反对声一样激烈。”

　　有些人把原因归结为每个俄国孩子上学时都要读他的作品。现今，所有俄罗斯15岁左右的孩子都要学《战争与和平》，这是他们国家教学大纲的内容。在俄罗斯学校的课堂上，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理解，至今也没有跳出列宁对他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范畴，以至虽然托尔斯泰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扮演的却始终是一个缺乏亲和力、似乎也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形象。

　　托尔斯泰的曾曾孙弗拉基米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他说，没有人能够忽略托尔斯泰是一位写出了伟大小说的作家，但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观点。的确，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东正教传统的国家，托尔斯泰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他曾因为小说《复活》以及他拥护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立场，在1901年被逐出东正教教会。2001年，东正教再次肯定了对他的驱逐，而保守的俄罗斯东正教人士甚至将他的作品列入黑名单。

　　在电影《最后一站》的联合制片人德里亚宾看来，俄罗斯对托尔斯泰的漠视，更多还是关乎饱经沧桑的历史与国家价值观的迷失。“然而，托尔斯泰给出了一个答案：在人道主义之前，重要的是现在的幸福。”弗拉基米尔也表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阴暗与痛苦，托尔斯泰守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诸如爱情、友谊以及亲情。他对于人类提出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因此他给出了更多的希望。和他们一样，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有一批知识分子正期待着社会尽快出现“托尔斯泰式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