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东

　　武汉一些建筑工地上，很多农民工用餐和所消费的烟酒都是用工地上的代金券购买的。而类似自行印制代金券在武汉并不罕见。（9月11日央视）

　　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代金券不仅是在变相克扣、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亦是另一种形式的打白条，其非法性毋庸置疑。然而，武汉的建管站和劳动监察大队两家职能部门，却一致说：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举报。

　　倒不是说，有关监管部门必定睁一眼闭一眼地纵容此类现象，可是并不罕见的代金券却如一封举报信，为我们揭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之所以久治不愈的根源。

　　在当下，农民工因为遭受歧视，不仅为一些雇主的机会主义提供了温床，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制度实施机制的软化甚至弱化。同时，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更从一个侧面削弱了替农民工讨说法的决心和恒心。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受理相关投诉的监管部门，也就处于地方经济链与维权使命的夹缝中，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装聋作哑。这一点，可由农民工讨薪屡屡陷入“媒治”的现实境遇中窥得一斑。

　　当然，农民工讨薪业已成为社会隐疾，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各地也在加强监管。但是有的地方，不理会系列制度的日常执行，反而使为农民工讨薪，成为地方标榜政绩的一项面子工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为农民工讨薪每每沦为逢年过节隆重打响的战役，而非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持久战。

　　在如此语境下，拖欠农民工工资出现变种——代金券，相关监管部门却毫不知情，也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这代金券非但是对《劳动法》的羞辱，更是对我们“为农民工讨薪”种种善政的绝大讽刺。

　　我们应该是以情感的视角去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还是以理智的视角去审视企业用工监管机制？对于政府监管而言，与其做老母鸡张开翅膀保护农民工，不如做鹰隼，虎视企业用工行为，惩治违规，毫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