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国企的机遇与挑战”高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结合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国际工程公司)改制三年保持优势、注入新活力，实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历史性突破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应邀在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思想者》将分两期连载此次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核心提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提升，世界市场将会出现重大的调整。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全球化趋势却不会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改变。那么，处在“变与不变”中的中国国企掌门人如何抓住后危机时代的机遇？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昭示我们：“外贸盛宴”不会再回来，中国国企理应回归发展实业，瞄准低碳经济。国企掌门人应该清醒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很多金融现象只是泡沫，经济发展必须要在金融和实业之间保持正常的比例关系。中国企业家要扭转过去甚至唱衰实业、唱衰制造业的做法，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块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不少跨国大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价格缩水甚至企业倒闭。因此后危机时代，同时也给中国的国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化机会，国企应冲破思想观念的藩篱，克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打开跨国兼并的平台。

　　本次研讨会以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近年来转变机制、提高素质、走向国际、扩大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做法为案例，探索后危机时代，中国国企的机遇与挑战。

　　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近20年来，他的学术思想一直领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被称为“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又有“魏指点”的称号。

　　我的总体感觉，首钢国际工程公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无论从发展和改革这两个方面来看，还是从发展中思路的调整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我想对我们企业的成就和经验就不再重复了，我提点建议。

　　首先，关于首钢国际工程公司改制的方向，应该说路走得非常好，由首钢设计院变为总公司相对控股、经营者团队持股、技术管理骨干参股的多元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脱胎换骨的改革。刚才何总讲到，不但产权制度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而且用人制度也作了根本性调整。现在公司的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已经不是无限责任关系，而是有限责任的关系，也就是说，发生了真正的改制，这个做法非常好。所以应该说，改制的这个方向和过程，非常符合我们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下一步，我想是不是还可以在改制上继续推进，现在是股份公司，能不能走向公众股份公司，就是上市的问题。我看首钢国际工程公司，现在完全可以做准备上市，因为它非常符合现在创业板的各种规定，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资本运作一个是向下运作，就是整合别的资源，使其成为你的子公司；另一个是向上运作，就是上市，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地获得所需要的外部资源。你们向下的资本运作得很好，现在往上运作就是上市。应该朝这个方面努力一下，争取能够进入创业板，因为你完全符合现在创业板的要求。现在着手，力争在短期内完成从一个非公众股份公司走向公众型股份公司。这样一来，你的融资渠道，一下子打通了，未来资本融通就会非常顺利。否则企业的债务资金太多，企业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应该走向上市。所谓进一步推进改制，就是推向公众公司，上市。从现在做起，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其次，关于首钢国际工程公司的产业定性问题。一个企业的产业定性是很重要的，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属于服务业，这点很重要，因为未来我们发展的重点，是环保节能、调整结构、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你属于服务型产业，但是，是哪种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还是生产型服务业？你这个企业既可以讲是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可以讲是现代服务业，都符合。我认为应该定性为生产型服务业。这个产业的定位很重要，我们服务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是生产型服务业。现在现代服务业讲得太多了，而我们的短板是生产型服务业。中国发展服务业里面，发展最慢的也是生产型服务业。

　　第三，关于战略调整。作为经济学家来讲，最吸引我的，就是首钢国际工程公司的战略调整。从一般的工厂设计，走向三个创新(产品功能、工艺流程、生产设备创新)，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企业，如果从现在的亮点来看，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三个创新，从一般的设计，转到生产设备的创新，这个战略调整非常有意义，而且在我们整个国家，这也是一个亮点。你们提出调整钢铁的产品功能这太重要了。现在大家看到普通钢已经过剩了，但特钢我们很需要。产品功能，朝未来可能延伸的方向，在战略型新兴产业里面，要向新材料这方面转移。我们最近提出的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即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环境产业。钢材的产品功能这块，未来要走的就是新材料战略，如果把产品创新作为重要内容，未来对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是有巨大作用的。

　　后危机时代，我们遇到了世界需求萎缩，这就更需要开发新的需求。钢的需求里面，产品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把它作为创新的要点。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的创新，和我们生产方式转变有更直接的关系，像节能减排，实际对钢铁行业来讲，就是重大的工艺流程的调整和生产设备的调整。

　　对中国来讲，你们将推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轨，意义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亮点上应该增加一点力度。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你们的这个提法，叫产品功能性的实现，这个提法，比较绕口，听起来得想半天，不知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里已经有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的概念，就是生产方式转型，一般来讲把产品功能和工艺流程、生产设备这三个创新，统称生产方式创新，那么，生产方式创新是一个大家已经达到共识的概念。

　　中国企业面临全球需求疲弱

　　李向阳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2008年4月)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中国企业面临两大挑战，这一点，应该说得到了广泛共识。第一个挑战，就是后危机时代全球总需求增速的放慢，这是一个基本的大趋势，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整个企业的发展战略。

　　第二个挑战，就是面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的减排规则，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一旦这个规则制定下来，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都必须作出重大的调整。在这里面，对我们冲击最大的，就行业而言就是重化工业，而重化工业里，我个人感觉钢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不论是降低能耗还是降低减排成本，钢铁行业在世界各国，包括在发达国家都是关注的重点。

　　刚才我听到何总介绍，我觉得咱们的发展战略，跟我原来想谈的思路非常吻合，首先是国际化的技术创新，因为从你们的公司——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这个名字上就能看出，要有国际化的创新。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总需求的放慢，增长方式面临调整。在危机之前的20年，全球总需求增长是高速的，是非常快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靠借贷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所以有人说，那时是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后危机时代美国要调整他们的储蓄及消费模式，这个已经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切切实实的已经开始行动了。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储蓄率不到1%，而现在的最新统计，截止到今年7月份已经上升到6.4%了，也就是在两年时间里，整个私人储蓄率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曾经有一家权威的美国机构做过评估，美国私人储蓄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总需求减少一千亿，这5个百分点的作用我们可想而知。

　　所以美国这种储蓄率的提高，对美国总需求增速的放缓是毫无疑问的。包括日本和欧洲都存在这种情况——找不到需求的增长点。

　　总之一句话，在金融危机之前，虽然也有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了一个更加失衡的市场，美国人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客观上来说，包括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头，要填补美国人留下的巨大的消费需求缺口，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市场；谁能够创造出新的需求，谁就能在全球经济中处在一个主动地位，谁处在一个竞争优势的地位，谁就能发展。与这种全球性总需求放慢相适应，像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第一号大国，出口要翻一番，那么，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会非常非常的激烈。美国要翻一番，他们靠什么？那就是今后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面要更多的、单方面的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施加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上去。

　　因此，在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全球的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做出调整。

　　从现在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投入要素结构的三大转变。其中首要的就是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变，即从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同拉动。由于钢铁工业的高速增长，在几年前我们的钢铁还是进口，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面对全球这种总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钢铁行业将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除了扩大国内需求之外，一个基本出路就是“走出去”。从全球角度来说，“走出去”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需求。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其工业化进程，需要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

　　因而，钢铁行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其中亚洲、非洲与拉美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和加速阶段。我看到何总刚才介绍，我们从去年已经进入到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拉美的巴西等。今年上半年我去参加“金砖四国”学术峰会了解到，我们的铁路建设公司已经开始在巴西承接他们的铁路建设。那么相应地对钢铁的后续需求就会跟上去。

　　如果中国的重化工业能够直接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后危机时代的产能过剩，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出路。

　　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所在，因为近年来他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需求阶层，即中产阶级。不久前，亚行发布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兴起，其中增速最快的就是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阶级的形成，将会形成对中国的投资和产品的巨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