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最后”的渔民

　　伤痛让李乔明不得不放下沉重的锄头。学农民种地，是这位无法“出海”的渔民无奈的选择。但他和村里的130多人一样，没有半分土地。村里那些和他一样已经60多岁的渔民，仍然每天“出海”，大家对于张贴在村里的禁渔公告熟视无睹。

　　

　　天亮了，不知道今天能收获多少

　　“别的村有土地种，不让我们下海，我们吃什么？”他们说，小鱼村里住着的，是一群被遗忘的人。而在滇池禁渔期逐年增长直至如今全年禁渔的趋势下，滇池的保护与这群村民的生计之间，出现了一个至今还未解开的死结。这个死结在困扰着滇池的保护工作，也在困扰着滇池边这群最后的渔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

　　轮胎、大盆、网

　　每天清晨4点20分，海口镇小鱼村一片漆黑。

　　村里很安静，挑着轮胎与铁盆的男人在夜色中悄悄走过，走向村子东头那个停满渔船的小码头。他们并不划船出海，那样做无异于明目张胆地挑战渔政执法人员。轮胎和放在轮胎中央的铁盆，是他们在滇池湖面上维系生计的砝码。自上世纪70年代末滇池开始禁渔后，晋宁渔民发明了这种捕鱼方式，并逐渐蔓延开来。此时，村里的狗还在睡觉，而不像其他村里的狗那样只要在半夜听见响动就一阵狂吠。或许它们已经习惯了渔民们的作息时间，脚步声不足为怪。

　　

　　李凤祥 62岁

　　62岁的李凤祥穿上他那双大水靴，在上衣口袋里装了两块糕点。穿好救生衣后，他挑着担子，轻轻关上了门。码头边没有路灯，封湖禁渔后，村里的几十条船被铁链锁在这里。船与船之间，被村民们扒开了几个空隙，这就是他们每天划轮胎出海的地方。

　　渔民们并不用电筒。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摸黑下水。李凤祥先把一人多高的装载机轮胎放在水面上，在轮胎中央放上一个大铁盆，再把渔网、蛇皮袋、小凳子和桨一股脑全放进大盆里。他一步跨进了大盆，坐下后“哗哗”地划了起来。相同装束的渔民们也纷纷下水，悄悄离开。每天清晨4点到4点半之间，是渔民们集中出海的时间。划出这片泊船的浅湾后，30多个划着轮胎的渔民开始在宽阔的湖面上会集。

　　“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出海呢？”我问村长李发义。“都是4点左右起来，轮胎划得慢，有鱼的地方远，路上就要耽搁一两个小时。海面上起风早，轮胎稳定性差，危险大，去晚了拿鱼的时间短。一天只有4小时左右可以拿鱼……”村民们习惯把捕鱼叫做“拿鱼”。

　　当最后一个轮胎出海不久，我们决定划船跟着渔民们去看看。十多分钟后，我们的船过了灯火通明的海口大桥，眼前变得一片漆黑，只有远处模糊的灯光在证明着地平线的存在，天上连星星都看不到。幸亏有长年累月捕鱼的村里人帮我们划船，不然绝对会在湖面上迷路。

　　渐渐地，漆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更黑的点，我们朝着这个点划了过去。出海半个小时后，我们追上了68岁的张凤礼。此时，他已经撒下了今天的第一网。“电筒可以照别处，但不要照他的眼睛。”李发义提醒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老人的视力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严重退化，如今只能看清20米外的东西，而听力更是糟糕。“有一次，渔政的船来了，旁边有人提醒他，他听不清，就对着别人说‘哪里？哪里有鱼？’”中午时分，岸上的一名妇女向我们描绘时，忍不住拍腿大笑。

　　“年纪大了，他不敢划太远，怕回不来。但这么近的地方，也没有多少鱼。”李发义说完后，我们继续向前划着寻找大部队。不一会，身后传来张凤礼“咚咚咚咚”敲轮胎的声音。

　　滇池深处的“娱乐”

　　[1]

　　

　　离开张凤礼后，又划了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大部队讲话的声音。此时，将近30个渔民已经分成了3批，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前行。这样做的目的不单是考虑团队合作，谁要是轮胎漏气有危险，别人也可以帮一把。“每年都有人划轮胎遇险。”李发义说。

　　再向前赶了一会，我们追上了离我们最近的一队。这个时候，渔民们已经下网，还不断传来他们敲轮胎的声音。“为什么要敲轮胎呢？”“鱼很聪明，它们会翻网或绕着游，敲轮胎惊一下，撞到网上的就多了。”我看了一下时间，正好是6点。

　　要收第一网了，我们划了上去，听见有人说：“今天的第一网太好了，吃都吃不完。”可用电筒一照，这位渔民的网里并没有鱼，而是一些塑料泡沫、矿泉水瓶。“很正常，很多时候一网下去一条鱼都拿不上来。”带我们出海的李能进说。

　　知道说话的人是在打趣，大家都笑了起来。随后，这位渔民把那些垃圾扔回了水中。李能进的父亲熟练地收着网，他的运气要好一些，第一网除了有小白鱼，还有鲫鱼。鱼被从网上取下后，分装进了不同的蛇皮袋。收完第一网后，渔民们又向前划了一段距离，每两个轮胎之间间隔10多米，平行撒下100多米长的挂网后，又开始了敲轮胎、收网、捡鱼、撒网……循环往复，单调而枯燥。

　　一位年轻的渔民还带了一台小收音机，音乐声从他的大盆里飘了出来。湖面上此时刮起了风，轮胎和船在微波中一晃一晃地。“风会变大吗？会不会影响拿鱼？”“不知道了，现在还不会，但要再大一些就危险了，你们不习惯的话就会晕船。”李发义说，头一天风浪很大，根本出不了海。渔民们平时也得看老天的脸色，每天能拿多长时间的鱼，全看天气。

　　大概是有人觉得收音机里的音乐太过枯燥，没有主持人讲话，就建议小伙子换一个频道。小伙子大声说：“你以为主持人有我们起得早啊？”大家又笑了起来。

　　天渐渐亮了，但太阳还没出来。整个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几公里外，另外两队渔民的身影已清晰可见。

　　7点的时候，太阳从云层里探了一下头，转眼又消失了。大家猜测今天会是一个没有大风的好天气。因为附近水域鱼太少，渔民们开始划着轮胎转场了。因为李能进8点半要到工厂上班，我们也开始往回赶。只有周末，他才会和村里人一起出海。

　　返回途中，又遇到了张凤礼，他那两条蛇皮袋依然空空的。他附近也有人在划着轮胎下网，李发义认出不是自己村的。“晋宁那边是用夹子胎，几个轮胎用塑料泡沫夹着拼在一起，稳定性像船一样好，危险小。”经过一片水草的时候，李发义随手捞起了一片被渔民弃在湖中的挂网，上面还有不少死鱼。李发义指着不远处的一些竹桩告诉我们，那下面其实拴着“大鱼小鱼通吃”的虾笼。“不是执法部门不管，是因为实在太多了清理不完。”

　　

　　张凤礼 68岁

　　最辉煌的年代

　　

　　

　　我们在岸上的一小块菜地里见到了李乔明。菜地是他老伴的，因为户口留在了海门村才保住了这片土地。而一家之主李乔明的户口在小鱼村，没有土地，他和村里的130多人一样，是渔民。

　　因为身患重疾，李乔明已无法出海。医生告诉他不能劳动，但刚从医院回来不久，他还是决定到菜地里动一下。站着没说几句，李乔明说：“我站不住了，我们坐着聊。”于是，我们在他捡来的那对破沙发上坐了下来。

　　小鱼村的人祖祖辈辈都是渔民，船划到哪里，家就安到哪里。解放之初，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建议他们安定下来，于是，李乔明如今90多岁的父亲李旭发等3家人成了村里最早的居民，分到了土地。为了解决全市人民吃鱼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昆明市水产公司专业捕鱼队在小鱼村成立了。之后，又从别处调来了5家人，小鱼村的8户居民组成了昆明市海口国营农场捕鱼队。土地不久也被收了回去。当时，像小鱼村一样的专业捕鱼队还有2支，一支在呈贡，一直在官渡区的新河。李乔明初中毕业后，于1962年成了一名光荣的捕鱼工人。那是小鱼村最辉煌的年代。“我们吃的、用的都和工人一样是凭票供应。”李乔明说，那时，城里的工人每个月才可以吃32斤粮，小鱼村的人可以吃到40斤。村里人吃不完的粮食，还会用来接济亲戚和换取其他东西。

　　上世纪70年代，附近磷肥厂的污水流进了滇池，小鱼村的作业区漂起了大片的死鱼。村里人认识到了保护滇池的重要性，后来有了禁渔期，也从无怨言。“禁是应该的，保护好了才有发展嘛。而且当时每年也就禁1到2个月，影响也不大。”李发义说。“最早禁渔的时候，只要说禁，一只轮胎都不会下海，哪像现在。”李乔明说完，喝了一大口茶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政策松动，渔民除了完成任务外，多余的产量可以自由处置。上世纪90年代，村里人有了更多的闲钱，就开始盖房子，买机动船，日子依然舒适。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村民的生活开始转变，先是禁渔期逐年延长，而后是国企改制，村民的粮食从供应粮变成了议价粮。当年像小鱼村一样的新河捕鱼队成功改制，捕鱼队员全都分到了土地。“只有小鱼村这支捕鱼队，就没下文件说取缔，也不安排出路，主管部门就这样不见了。村里国营单位的大户口也不见了。”李乔明说。

　　工人“地位”的消失，给小鱼村人带来了第一次身份危机，他们开始四处寻找主管部门。

　　“城里人”？“乡下人”？

　　

　　李发友 73岁

　　李发义上世纪70年代末就当起了小鱼村的干部，他清楚地记得村里历次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情况。村里最早是想包2辆中巴车拉着大伙去找各级主管部门。但镇政府领导知道后说：“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村里人想想觉得有道理，于是每次反映问题，都只是派两个代表去。

　　接下来，就是村民们讲的一大堆反映的问题得不到答复的故事。故事讲完后，他们自己总结：“今年这个领导知道我们的问题了，明年又被调走了，换来一个领导又得从头反映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其实对于村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很清楚，该上报的就上报。比如当初办捕捞证要收费，我们也给小鱼村的村民实行减半。”昆明市滇管局渔政执法处副处长王勇说。在滇池沿岸12万渔民中，只有小鱼村的130多人是没有土地的渔民。实际上，他们也觉得小鱼村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市里面的要求，小鱼村的问题要借今年全年禁渔的机会来解决。”

　　李发义说，小鱼村的问题涉及部门太多，而单个部门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我们就这样各部门去跑，问题还是难解决。”

　　而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小鱼村的人现在“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村里人拿出他们的户口本，“职业”一栏上写着：渔民。就是这“渔民”两字，在关键时刻却让村里人无比麻烦，这个麻烦李龙碰上过。“我女儿上学，因为家里困难，我就想给她申请一个贫困学生补助。”当他拿着户口本去办手续的时候，老师犯难了：“你户口本上写‘渔民’，到底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补贴就办不下来。李龙找教育局，找派出所，最后找到了镇政府。镇政府了解村里的情况，开了一个情况说明，拿着这个，李龙给女儿争取到了补助。后来几年，看着条件比自家好的孩子申请到补助，李龙也无心再去争取。嫌太麻烦。

　　当然，这么多年来，小鱼村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在1997年的户口本上填着“渔民”的一些人，在今年办的户口本上变成了“粮农”。“粮农？拿鱼的怎么有粮？没有田地怎么算农？”村里人说。

　　“将来全部都要变成‘居民’户口了，海口镇全镇也会这样。”对于这样的变化，村长李发义解释说，村子早晚会按照滇池保护“四退三还”的政策搬迁到另外的地方。“但就算变成‘居民’户口，如果搬到一个到拿不成鱼、又不给我们土地的地方去，日子岂不是更难过？”

　　“宽脚掌”靠什么站稳？

　　中午11点，海口镇的早市逐渐散去，李发义打电话告诉我们，“拿鱼的已经回来一些了。”我们匆匆朝码头赶去。

　　要是早回来两个小时，他们打的鱼还能赶上早市卖掉。这个时候回来，只能是加工一下卖腌鱼了。上岸的时候，会有鱼贩等着收购。如果不卖给鱼贩，他们就拿回自家加工，然后比鲜鱼稍微提一点加工价卖掉。但就算腌好的鱼每公斤也卖不到10元。此时，村里的妇女在码头徘徊，等着出海的男人回家吃饭。

　　

　　吃口干粮，准备收网

　　李发义也收鱼，村里有5家人和他有合作关系，打回来的鱼定点供应给他。早些年，他自己也出海打渔，老婆和村里其他女人一样在家负责加工。镇里的干部后来告诉他：“不行啊，村里人这样卖鱼附加值太低，挣不了几个钱，你搞一下加工吧，带动一下村里人致富。”李发义觉得有道理，买来了一台真空包装机，把腌制、油炸或晒干的鱼加工好后，配上一个漂亮的纸盒，再以“海口特产”的名义卖出去。起初买货的大多是机关的干部或是朋友。吃过几次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超市里面没有？你可以带着产品去参加农博会。”李发义苦笑：“我原料供应都没有保障，敢进超市吗？”

　　给自家供鱼的最后一个人上岸了，称完重量后，李发义麻利地算起了账：“3斤2两，每斤6块，19块2，对吧？”“听说昨天镇上涨价了，每斤涨了2毛……”“好吧，涨一点就涨一点。”渔民的老婆还没说完，李发义就爽快地答应了。但即便涨价，这最后一个上岸的渔民也只挣到了20块。村里人告诉我，划轮胎下海的，月收入基本也就是五六百元。运气好捕到大鱼，情况会好一些。

　　李凤祥上岸后立即脱下水靴光脚站在地上。“我这是渔民世代遗传下来的宽脚掌，脚掌宽，才能在船上站得稳。”宽脚掌的结果是，他必须买大出好几号的鞋。

　　去年，“宽脚掌”和渔政执法部门发生了一次冲突，渔政部门带走了村里的几位渔民，村里其他人便跑到渔政部门讨“说法”：“不给我们拿鱼我们吃什么？要不你们帮忙联系一下上面的部门，我们去反映一下情况。”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村民们说，因为知道小鱼村的情况，执法人员再次见到小鱼村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告知一下划轮胎出海的危险性，然后又到别处去执法了。

　　“事实上是因为今年的禁渔工作才开始，我们的工作还处在教育、劝说阶段。用不了多久，肯定会严格没收渔具。而不会针对不同的村采取不同的政策，执法肯定会公平严格的。”王勇说。

　　对此，小鱼村人并不担心。“我们每天这么多人一起出海，就是希望把事情的影响搞大一些，让上面来重视，早些解决问题。”李龙说。李龙的态度得到了包括李发义在内的其他村民的认同。“我参加滇池保护条例修改听证会时就和他们说，搞禁渔我们村全力支持。但修改一定要考虑无地渔民的生计问题。”李发义说。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滇池每年的开湖时间只有1到2个月，一年中的大部门时间，渔民们都有其他生活来源。今年只不过是把封湖禁渔的时间延长了，对周边渔民的影响不大。还没有到危及生计那么严重。”王勇说，村民们可以申请参加诸如滇池清污一类的工作。

　　但小鱼村的村民说，“其他生活来源”大部分是靠冒险出海捕鱼挣来的。“出海的人中，40多岁的占主力，还算年轻的。还有不少五六十岁的，年龄最大的72岁。”李凤祥说。“村里人曾尝试外出打工，但年纪大的不好找工作。继续捕鱼的话，老龄化问题会越发严重。而年轻人每年开渔的时候要回来帮忙，出去也是打短工。”李发义说。这位57岁的村长被安排了一份滇池协管员的工作，每月可挣400块。

　　明天会不会起风？

　　吃过午饭后，这天出海的30多个男人陆续睡觉去了。各家的女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她们将男人捕到的鱼摊开，用菜刀在鱼肚上熟练地切开小口，掏出内脏，洗净，开始腌制。

　　而这一天没有出海的男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口码头，聚集在一起聊天。那些在码头上忙着补网、晒网的妇女们偶尔会搭上几句话。码头边上，72岁的李发友正在洗衣服，他是村里仍然每天出海的年纪最大的老人。刚露头的一个挑着轮胎的人见记者正拿着相机拍照，一转身就跑了。“他怕你们把照片传给渔政，过几天人家拿着照片来罚款呢。”渔民们说完，全都笑了起来。

　　针对小鱼村，海口镇的一名干部反复强调：一个镇的能力、权限根本没有办法给小鱼村的人解决掉这一大堆问题。而村民们的这一大堆问题，也让村长李发义感觉头疼：如果继续出海捕鱼，违法；不出海捕鱼，吃什么？报名当滇池环保员，安排不了村里这么多人；搞旅游开游船、农家乐，保护滇池的政策又不允许，何况村里也没有可用的资源；办厂子，村集体还欠着几万块的外债，再说也没有土地；搞水产品加工，村里又没有这么多原料；搞就业技能培训，对年轻人比较实用，那些40岁以上的村民怎么办？围在一起说了半天，村民们也没有对小鱼村的未来说出个所以然来。

　　海口镇的干部说，他们的职责能力范围内可以做的，是帮助欠着外债的小鱼村修路、修公厕、搞基础设施建设，再有就是帮符合条件的村里人争取按照4折的优惠办农村失地农民养老保险。“11户符合条件的有6户已经办好。其他几十户能不能办还要看村里报上来的材料。更多的事情，你就要问区里和市里了。”小鱼村曾经提出能不能把打捞滇池漂浮物的工作让村里人来做，以解决就业问题。但后来实行了招投标，捞了5年水葫芦的小鱼村因为“没有资质”，被迫退出。

　　“市政府已经安排西山区政府，按照‘四退三环’的政策对小鱼村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解决。小鱼村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滇池治理中的一部分。如果以后滇池治理好了，城市地位提升了，经济发展了，受益的还是群众。但政府有政府的考虑，可能会分批次逐步解决。”王勇说。

　　码头上的这群渔民们并不关心村子什么时候搬迁？会不会搬迁？他们关心的是政府对村里会有什么帮扶政策？“不要搞到最后又没有了下文。”

　　李龙捋起裤脚，露出膝盖上黑漆漆的老茧。“划轮胎拿鱼要跪在大盆里做事，村里每个男人的膝盖都是这个样子的。吃这口饭不容易！”他说。

　　“现在这份活计，又危险、又违法、又劳累，大家更愿意平平安安地挣钱。”李发义说。

　　李龙悄悄离开了正七嘴八舌议论的人群。他要回家帮忙，忙完后才能睡觉。他不知道明天湖面会不会起风，能不能出海。

　　生活新报 记者 冯兴杰/文 何志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