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物：

　　龚玲，四川内江人，23岁，父母、弟弟妹妹均在深圳打工。4年来，仅有她回过一次老家。

　　李生，湖南人，28岁，父亲、妻子、儿子和他都在深圳蜗居，曾放弃落户深圳的机会，想回到老家，却不确定会是何时。

　　“我奶奶说，你们快回来吧，池塘里给你们养的鱼，都被野鹤吃完了。”漂亮的四川姑娘龚玲在深圳打工已经4年了，2年前她随男朋友回了一次老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村里静悄悄的，全都是老人，年轻人几乎没有。田里长满了野草，原来我没见过的野鸡、野鹤、野兔全都出来了。”

　　在深圳打工的一家人：留守儿女成新生代农民工

　　龚玲是家中的长女，还有一弟一妹。在她9岁时，母亲便到深圳一家箱包厂打工。过了两年，父亲也到了深圳，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并带走了弟弟，让其在深圳上学。

　　“好多年，我们全家人从没有团聚过。不是妈妈不回来，就是爸爸不回来。”龚玲回忆说上学时，几乎所有同学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那时以为这很正常，后来才知道我们是缺少父母关爱的一代，是留守儿童。”

　　因为没有父母监督，龚玲和妹妹上学“全凭心情，想玩就玩”，勉强考上内江的一所中专。毕业后，姐妹俩追随父母的脚步，来到深圳打工。当得知做记者的收入，至少是自己2—3倍时，龚玲伸了伸舌头，扮个鬼脸说，“早知道，那时候就好好读书了。”

　　越来越多曾经的留守儿童正在如龚玲姐妹一般，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进入初中阶段后，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大幅下降，仅为88%。正是这种教育上的缺失，让他们甚至不到成年人年龄时，就早早地辍学外出打工。

　　如今，龚玲一家人终于在深圳团聚了。老家只剩下奶奶和聋哑的爷爷。

　　最小的弟弟去年中专毕业后，也加入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军，到龚玲所在的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夜班普工。母亲还在箱包厂做机工，父亲则从小工变成了建筑工地的看门人，偶尔干点装卸工的活。

　　在深圳，这样举家迁徙打工的家庭不在少数。每个工业园区周边的村子里，都能轻易找到不少这样的人家。一般情况是：父母早年出来打工，因没有技术、年龄偏大，现在只能到建筑工地打工，或在马路边摆一个小摊子，卖卖水果、雪糕、饮料等。子女则多半读到初中或中专毕业，便来到深圳寻找他们的城市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尽管同在深圳，龚玲一家人依旧聚少离多。“我们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天都要加班，一个月能一起吃两次饭，就很不错了。”放假时，龚玲会带着男朋友到父母租的小屋里，吃吃充满家乡味的饭菜，解解馋。

　　问龚玲的父亲想不想家，老龚沉默许久不语，他已经4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龚玲悄悄告诉记者，父母是怕来回路上花钱太多。

　　老龚今年47岁了，他说还不想现在就回家，“种地赚不了钱，我现在也不图啥了，能按时发工资，让我再存点钱就行。”他计划再过两三年，就回老家买套楼房，和老伴一起养老。

　　龚玲的弟弟妹妹自从出来上学后，便再也没回过老家。“好像已经习惯城市了，不怎么想老家，而且回去也没什么事做。”龚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要跟着男朋友回家，她也许会和父母、弟妹一样，好多年不回家。

　　但是，对城市的“习惯”，并没有让龚玲把自己看做城市人。当问起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深圳人时，龚玲非常快速地摇头，连着说了几个“不是”。

　　回不去的家乡 留不下的城市

　　龚玲的矛盾，也同样出现在李生身上。

　　在深圳工作6年的他，曾经有机会把户口落在深圳，但被他主动放弃了。“户口是比较空的，挂靠在集体上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以我们现在的工资，在深圳，什么样的房子都买不起。没房子，落不了户，孩子上学都难。”李生毫不掩饰对深圳的无情。

　　尽管他已为人父，却一直惦记着“以后肯定要回老家发展”。但最让他烦恼的是，“现在很迷茫，不知道回老家能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对深圳无情，对老家迷茫，如此情况之下，李生只能“先干着，走一步看一步”。

　　在各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提及最多也最类似的一点，便是他们对农村欲罢不能，对城市欲入无门的尴尬。

　　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基本没有务农经验，甚至连农业常识都缺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远离农村。

　　龚玲家的田地，早在父母外出打工时便几近荒废，虽然长在农村，兄妹三人却连如何完整地种水稻都不会。不会种地的还大有人在，据全国总工会的最新报告显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

　　在采访新生代农民工时，记者都会问一问他们的未来规划。数十位被采访对象，没有一位把回家务农当做自己的未来打算。甚至还没等记者问完，有没有想过回家务农时，便有人迫不及待地摇头，并露出难以置信地表情，“现在谁还种地啊”。

　　“我们打算在深圳多干几年，先攒点钱再说。”虽然不愿回乡，龚玲和她的男朋友也没有想过成为深圳人，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压力太大了”。“我们老大来深圳10年，还是工厂的股东，都买不起房子，更别说我们了。”

　　尽管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他们市民化，但巨大的障碍横在眼前：城乡二元结构让他们落户难；高房价低收入让他们望城兴叹；低学历缺技能使他们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

　　“他们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在《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一书中，如此评论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游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

　　李生在工厂附近租了套两室一厅，和妻儿、父亲蜗居在一起。尽管全家团聚，但他仍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像你们媒体说的，我也属于迷茫的一代。”

　　（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