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李磊 （政治学硕士）

　　近日，南京2岁女孩妞妞在垄断企业工作的家人为其买下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价值近400万元。妞妞被媒体称为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

　　巧合的是，笔者就住在妞妞豪宅附近。除了新闻中所说的百家湖别墅区之外，笔者居住之地，差不多给各类别墅区包围。前几日傍晚，趁着暑气未消，秋意渐起的好天气，和两个朋友散步经过别墅外围，原本打算进去看看，但想想之后还是没进去，因为除非彩票中奖以外，一辈子恐怕都与这些高档住宅无缘了。

　　不出意外的话，类似最小“房二代”等新闻出来之后，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劝我们不要对富人怀着天然的仇视心理。然而事实往往是，大部分中国人向来对那些通过正规渠道，自己辛苦打拼的“成功人士”，给予英雄般的礼遇。所以，穷人的愤怒之处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比富人少，却是对富人的生财之道是否合法表示怀疑。

　　随着中国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标志性地显示出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我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秘密之一。然而，虽然我国GDP总量快速增长，但国民财富的分配并不均匀，基尼系数已经到了警戒的范围之内。于是，如何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成为当务之急。

　　在笔者看来，《现代快报》在8月25日发表的《对关系民生幸福的改革需要“制度敦促”》社论，就是在相关背景下有感而发。并且除了贵报以外，针对近期人大常委会讨论新的财富分配方案的新闻报道，很多媒体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然而，虽然在媒体的不断呼吁与公众的持续关注下，相关的制度性规章可能也会跟进，但最后的效果却未必见好。根源何在？

　　在制度决定论的时代里，任何问题出来之后，人们往往都会说句：得靠制度！但是，制度的前提必定建立在一些价值或原则之上。所以，只有把指导制度生成的理念搞清楚后，才能开出根治社会病症的良方。而在笔者看来，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下，居民之间财富不平等分配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不平等。所以，要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最应该也是最紧迫做的是，在制度上保证公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

　　为何有这样的判断？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能称为正义的社会。一般来说，包括机会、财富乃至自尊等社会价值都能够平均分配的社会必然是正义的社会。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天资智慧、身体状况、努力程度等等都存在不同，所以收入和财富等肯定是不均等的。但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以及获得职位、权力的机会则应该是均等的。

　　所以，保证社会正义的起码顺序应该是：首先，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最广泛的、平等的权利，其次，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最后，即使由于个人的天资能力存在差距，导致财富不均等，但也要通过国家的干预性政策，保证最不利者获得最大的利益。

　　并且，权利和机会是可以绝对平均分配的，而财富则不应该被绝对地平均化。所以在正义的社会里，对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化分配应该优先于财富的平均化分配。同时，只有在解决好权利与机会平等分配之后，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不错，面对凶猛的基尼系数，更加注重公平的确已经刻不容缓，但这种公平的维护不应仅仅停留在社会财富的转移方面。穷人缺钱，缺技术，穷人更缺权利，缺机会。在基本权利与机会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对穷人进行一些福利性的财富转移，绝对是治标不治本。相反，我们应充分保证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均等的就职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权利与机会均等观念制度化，推演到企业层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同等的待遇，敲碎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特权。

　　所以，我们与其在初次、二次乃至三次分配上伤脑筋，还不如在制度形成的理念基础上想办法。而这个办法就是：平等权利，均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