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生效，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

　　一个巧合是，20年前的9月12日，为了合作打击两岸间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签订了《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如今20年过去，两岸交流日益频繁而深入，许多隔膜和禁忌已经消除，本报记者专访《金门协议》谈判代表、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揭秘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契机】

　　接连两起海上惨案

　　新京报：我们知道20年前签订的《金门协议》，是关于人员遣返问题的协议，为什么是这个问题率先提上了两岸交流的议事日程？

　　张希林：这就要说起1990年发生的两起惨案。

　　1990年7月22日，福建平潭县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小渔船，船舱被钉死，里面有26个人，其中25个已经死了。幸存者介绍说，船上的人都是福建沿海的渔民，因为近海资源枯竭，为了谋生，当时有很多人尝试私渡到台湾去。

　　结果这二十多个人在台湾被抓，当局把他们关在船舱里遣返回大陆。船舱很小，密不透风，在7月份的海上，这25个人就活活闷死了。幸存的这个人是发现船板上有个绿豆大的小孔，他凑近呼吸，才保住性命。

　　新京报：惨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希林：舆论反响太强烈了，无论怎么说，这都有失人道精神，所以两岸红十字组织就介入事件调查。

　　可是这件事还没查清楚，8月13日，又一起惨案发生了，台湾海军派军舰押送大陆渔船，两艘船行驶到海峡中线时，军舰掉头返航，一下把渔船给撞沉了。渔船上有50个人，21人淹死在海里。

　　新京报：两起惨案，迫使两岸必须紧急商议遣返事宜？

　　张希林：对，这是当务之急。私渡的原因很复杂，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我们要设法保证安全便利的遣返，不能再发生惨案了。可以说，正是46条人命，催生了《金门协议》。

　　新京报：当时为何是两岸红十字组织介入事件调查？

　　张希林：民众层面没有别的渠道。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这就产生了一些现实问题，两岸音讯隔绝近四十年，怎么寻找亲人？好在红十字会有一项传统的工作，就是“查人转信”。

　　也是偶然的机会，1990年，台湾红十字组织副秘书长常松茂先生的夫人刘凤子女士来大陆旅游，在宜昌突发急病入院。大陆方面很重视，组织上安排我带人赶到宜昌看望刘女士，积极治疗，最后她平安返回了台湾。

　　常松茂先生为此事主动打电话给我们红十字总会时任副秘书长曲折，打破了台湾当局“不能和大陆方面直接联系”的禁令。

　　【会面】

　　因台风推迟两天谈判

　　新京报：关于遣返问题的商谈，为什么选在金门？

　　张希林：一开始不在这里。台湾当局提出，谈判地点应该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要去第三方，比如日本。我们认为，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跑其他国家干吗去？最后就定在了金门。

　　金门岛是很特殊的地方，算是军事禁区，对台湾民众也不开放。当时台湾红十字组织的秘书长陈长文，和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关系密切，陈长文也担任军方的法律顾问。陈长文后来说，两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郝柏村提出，可以到金门来谈。

　　他提出来就好办了，我们也觉得金门离厦门很近，就定在这里。时间定在9月9日，当时代号叫“909行动”。

　　新京报：那为什么协议签订是在9月12日呢？

　　张希林：因为一场台风，海上风浪大，只好推迟两天。双方人员9月11日到达金门岛，9月12日正式签订协议。

　　新京报：双方都去了哪些人？

　　张希林：大陆这边5个人：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国务院台办交流局副局长兼红十字总会理事乐美真、我、福建红十字会副会长计克良、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方庆云。

　　台方来了4个人：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副秘书长常松茂以及关系组主任徐祖安，这3个人都是红十字组织成员。第4个人很特殊，我们一看不认识，他自我介绍叫邓中正，大家互换名片，他老先生掏了半天掏不出来。

　　新京报：这位邓先生是什么人？

　　张希林：大家开始都有点拘谨，后来坐下来聊天，聊熟了他才说，邓中正是假名字，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军方的中将。

　　新京报：你当时心情如何？

　　张希林：我有点紧张，也觉得新鲜、好奇。能跑一趟金门，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是从厦门出发，坐渔船过去，对面的常松茂先生也是坐着渔船来接我们。

　　【谈判】

　　日期表述方法有不同

　　新京报：谈判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希林：9月11日到金门，双方就立刻进行了初步商谈，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在岛上转转。晚上大约11点钟，乐美真来找我，因为我当时38岁，是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乐美真说希林年轻，我们俩开个夜车，把今天谈的东西整理出来。

　　主要是他拿主意，我出谋划策，我们俩折腾到凌晨3点，把双方意见汇总抄写出了两份手稿。

　　新京报：现在我们看到的协议文本，主要确定了遣返作业须符合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原则，以及遣返对象、交接地点、遣返程序等事项。当时你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张希林：由于政治原因，一些表达方式存在争议，以前又从来没有落在字面上，所以需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

　　比如，落款的时候要写年号，陈长文说他习惯用“民国”纪年，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这怎么办呢？不知谁提出来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干脆用中国农历，天干地支。后来一讨论，这也不行啊，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之后就有重复了，谁知道你说的是哪年？最后没办法，还是各写各的，只是我们商定，对外不公布落款。

　　新京报：协议正文总要有时间表述吧？

　　张希林：中国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这里了，我们用的是“本年”。《金门协议》开头第一句是：“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韩长林、陈长文等于本年9月中旬在金门对双方参与见证其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举行工作商谈，经充分交换意见后，达成协议。”

　　这句话里学问很多，除了“本年”，还有“两岸红十字组织”和“其主管部门”，这都成为后来沿用的表达。大家都巧妙回避了敏感词汇。

　　新京报：类似的细节还有哪些？

　　张希林：比如“偷渡”这个词，我们也回避了，一般国与国之间才叫偷渡，我们叫“私渡”，完整的表述是“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说“进入对方地区”也是回避了“越境”问题。

　　总之，涉及政治争议的词汇全都回避，这是达成文字协议的基础。但是也因此有批评意见，就是后来有人说，《金门协议》的缺陷在于，整篇协议里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

　　新京报：你对这个意见怎么看？

　　张希林：我说《金门协议》里没有“中国”，恰恰是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一群中国人谈事情，干吗还要特意指明“中国”？

　　新京报：有关两岸人员遣返交接事宜，《金门协议》在执行层面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张希林：最重要的原则写进了文本，就是“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不能再出人命了，也不能绕来绕去。

　　双方确定的交接地点是“金门-厦门”、“马祖-马尾”这样两对，遣返用船也规定为红十字专用船，民用船只加以引导，船上只能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不挂其他旗帜。所以今天看这个协议的文本，充满了相互妥协与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启示】

　　都是中国人不妨坐下谈

　　新京报：整个协议签下来，你感受到有阻力吗？

　　张希林：我觉得不是阻力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有动力。前面说到两起惨案的发生，台湾当局受到很大压力，迫切要解决遣返问题，这就不可能再有什么阻力了。

　　新京报：《金门协议》发挥的具体功效是什么？

　　张希林：二十年来，两岸遣返作业一直在按照《金门协议》的规定进行着。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到今年1月，双向遣返已实施212批，遣返私渡人员以及刑事犯、刑事嫌疑犯共计38800余人。

　　我认为《金门协议》在两岸架起了“人道”的桥梁。

　　新京报：那么今天看来，《金门协议》有着怎样的意义？

　　张希林：现在有两句正式的评价，第一句是说，《金门协议》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官方授权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协议。第二句话说，这是两岸民间团体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涉及法律问题的一次积极尝试。

　　除了这两句话，我们也能看到金门这个小岛见证的历史。从1958年“炮击金门”，到1990年《金门协议》，两岸关系从分裂和敌对，逐步走向融合，这是历史进程的缩影。

　　而且我觉得，《金门协议》还有个启示作用：从此以后，两岸除了政治问题，还有很多具体事务的问题，不妨坐下来谈。既然都是中国人，能不能谈成？《金门协议》的成功签订，就是一个回答。本报记者 武云溥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