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的《法制晚报》报道了陕西勉县一起“安乐死”案件，一男子因帮助妻子安乐死被判刑三年，检察官表示，“安乐死”合法化条件不成熟。

　　“安乐死”显然是一个特殊问题，一种极端情态，出现在“痛生”与“乐死”之间。生之痛苦，与死之安乐，人会怎样选择？

　　一般情况下，人可以在痛生与乐死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个人要自杀，无人可以从根本意义上阻止。但“安乐死”不同，它涉及到他人——一个人的生之痛苦达到无力处置自己生命的程度，此时是否允许别人帮他（她）结束生命。这是一个生命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法律许可问题。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是否可以包括帮助他人杀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还是在于生命的幸福，生的痛苦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认定大于死的痛苦，并且使死变成一种明智的选择？“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是否正当？

　　从法律上讲，承认安乐死合法，不仅要获得伦理上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合法性带来的社会后果。怎样判断一个无法处置自己生命的人，有着结束生命的真实愿望？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衡量，其表示是否需要法定形式？谁来实施结束生命的帮助，帮助的程序需要怎样规定？怎样避免结束他人生命的合法形式，不会成为杀死他人的避责途径？问题极为复杂。

　　在陕西勉县的案例中，一个丈夫用安眠药致其卧病16年的妻子死亡。这位丈夫何以判断死亡是妻子的真实、坚定的意志？尸检称死者死于疾病、安眠药作用微小，是基于对特殊致死案的同情还是客观结论？解脱或者说超度一条生命的权力是否掌握在亲属手中？

　　一个行为可以被称为安乐死，必定要验证其是否在理性状态下作出决定。在此前提下，安乐死的实施者，还应当与请求者没有利益相关性。

　　报道说，在某网站一个关于安乐死的调查中，71.9%的网友表示，如果患绝症，会选择安乐死。权且认为这是真实的结论，但是否代表人们对安乐死的真切态度呢？这里面真正的绝症病人，大概极少。生活中，我们还会发现，很多人说“如果我失去了眼睛，那还不如死掉”，但我很难相信当一个人真的失去眼睛时，就会自杀。而且，事实上，患有绝症的人，当他们有行动能力时并没有选择自杀，而在其失去行动能力时，有多少人产生过安乐死的坚定意愿，也是未知。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一般性的调查中，安乐死会得到相当高的赞同率，而废除死刑则受到相当强烈的反对。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即使保留死刑，死刑适用也绝对谨慎。同时，世界上除了个别国家，安乐死都没有获得法律支持，对痛苦而无望的生命哪怕采取“放弃治疗”、“任其死亡”的自然态度，也面临极大的伦理争议。

　　安乐死，赞同还是反对，合法化还是禁止？实话说，我很难持有明确的态度，哪怕把助人死亡定义为一种人道与仁爱，生死问题交给别人来掌握总是一件令人疑虑的事情。但生命的痛苦确实可能超过对死亡的畏惧，如果要为伦理冲突与法律困境举例，安乐死应是一个典型例证。

　　从死是一种权利来说，我会赞同安乐死。然而，既然安乐死将适用于那些甚至无力自行了结生命的痛苦者，我想对安乐死需要持万分谨慎的态度。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