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丹雪

　　孙瑞彬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经济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基础、民生的依托、稳定的保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前提。他还对石家庄的经济发展规划作了全面的要求，其中对工业、服务业、企业家队伍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代农业建设等很多经济层面的问题都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从讲话中可以看出市委、市政府对发展我市经济的决心和宏大设想，而《机关工作人员损害发展环境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施行，更为营造有序的发展环境设置了有效的防火墙。

　　当今社会，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还决定着方方面面。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所以保护发展环境的纯洁度，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有的放矢地约束了诸多不当行政行为，影响发展环境的原因主要也是这些乱伸手、乱插手、推诿扯皮不作为等行为，这些硬性规定对净化我市的发展环境殊为必要。“行政梗阻”降低发展效率仅为其一，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对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各类投资的后期经营质量受损，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遏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潜力。

　　换个角度看，权力寻租对经济发展既有显性妨碍，更有隐性伤害。例如科技创新型产业，他们对政策环境、人才环境非常敏感，一旦有不当外力作用其上，这些产业很容易夭折。有些产业经营者专营于监管漏洞，如“三高”企业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消耗，常常会依托权力寻租而获得生存空间。

　　几年前，有人提出“企业公民”的概念，其内涵是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律，更要承担企业责任。这个概念同时也对社会提出要求，即给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当有企业突破规则底线并受益时，发展环境就已经失衡，其他企业必然效仿，生态恶化由此肇始，这是劣币驱逐良币，也是破窗理论的传导效应。如何规避诸多弊端，把《办法》施行到位，并严格监管，不失为一个治本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