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凤羽

　　27日召开的江苏省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专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病”。该省住建厅副厅长王翔表示，应研究出台限制私家车过快发展、增加私家车出行成本等政策措施。

　　无独有偶。近日，北京市也首次正面提出控制机动车数量，将研究限制机动车数量的政策。

　　据称，限制私家车过快增长的背景，是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城市普遍患上了“豪堵”这一“城市病”。在北京，“首堵”的封号已叫响多年，而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及郑州、兰州、西安、长沙等二三线城市也都出现了“堵局”，且“堵局”还在向小城市蔓延，全国667个城市中，三分之二出现了拥堵。

　　据称，因为“堵局”，中国15座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财富；北京居民上下班拥堵经济成本达335.6元/月；一些大城市机动车平均时速降到8~12公里，开车不如走着快，百姓大量时间浪费在拥堵上。“堵局”已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在此情况下，采取一定措施治理“拥堵病”就成必然，很多城市也在进行探索。在北京，相继推出了低价公交、小汽车分单双号出行等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首堵”依然。如低价公交，初衷虽不错，但拥挤让人尤其是让女性“挤”掉了尊严，又倒“逼”人买车。

　　在各种方法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一些省市就想起了“限制私家车、机动车过快增长”这一釜底抽薪的“撒手锏”。但在国家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百姓对汽车需求旺盛的前提下，这招怎么看都像是“拍脑袋”式的短命决策——与当年的“限小”令有何差别？

　　笔者依稀记得，本世纪初，因为廉价的小排量汽车增多，全国80多个城市就以“限小”来解决塞车之苦。到2006年，因为要节能环保，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意见》后，各地“限小”令相继夭折。如今重提类似“限小”令的限制私车增长，世事轮回，恍如隔世。

　　问题还有：限制私车增长真的就能破“堵局”吗？

　　即便在学界，对于要不要限制私家车过快发展这个问题，一直也有争议，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可以限制，但并非解决拥堵的根本出路。

　　实际上，针对“拥堵病”，新华社近期派出了大批记者，到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以往著名的“堵”城及交通密度最高却很少堵车的中国香港采访，希望为“拥堵病”找到治本之策。他们发现，这些城市的治“堵”良策首先就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再辅以科学的路况管理和用经济杠杆疏导小汽车出行（即买车便宜养车贵），从而就变堵为通。

　　我们看到，这些经验中，无一有抑制私家车发展这一招。实际上，这些经验背后，都是各城市从政府工作层面而非使用者找问题、找办法，体现的是全盘的科学规划。

　　此前，对于中国交通拥堵，有专家就将核心原因归咎于规划失误，既有交通规划内部的问题，也有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的问题，更有各种规划没有整合纳入城市规划大局中的问题。

　　香港人说，“不堵车是交通最大的人性化”，但并没有人说“车少才是交通最大的人性化”。中国城市要治堵，如不在政府交通治理理念、交通规划这些本质问题寻求改变，通盘决策，而只在“限制私车增长”这种细枝末节上下工夫，注定是舍本逐末，最终难以对“拥堵病”舒筋活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