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看过一部叫作《深海长眠》的西班牙电影。因事故而高位截瘫的男主人公曲折地为自己争取安乐死，生还是死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矛盾和焦点，人有没有权毁灭自己，作为重大问题被抛出。电影以艺术手法探讨一个终极问题，虽显沉重，但精神空间和人文含量都让人印象深刻。

　　大多数人都不会处在这样的矛盾空间，但“安乐死”仍然常在一些时候被提起。去年11月1日，陕西农民何龙成为卧病在床15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妻子徐桂琴选择了“安乐死”，6个月后，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法制日报》最近采访到了正在服刑的何龙成，还原了“助妻安乐死”前后的种种波折，以介入一个案例的方式再一次展示了“安乐死”里面的伦理、法律之争。

　　以此案例而言，行为实施人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而其子女认为这样的爸爸“可以拉出去枪毙”，法律处以刑罚，各自的立场与态度都在，也不可调和。法律代表最后的裁决，似乎具有明确性和不可逆性，然而在认知层面，对类似何龙成这样的行为表示赞同或理解或反对，可能都无法说明一个生命所受到的这种对待所体现的伦理复杂性。何龙成身陷囹圄不后悔，他基于什么，他怎么确定自己的妻子已有死的愿望，子女认为可以枪毙爸爸又因为什么，枪毙爸爸与爸爸让妈妈死亡之间，是巨大的亲情冲突，刑罚处罚人的身体，但无法处罚人的情感、意志与心理坚守，这些就是伦理的复杂性。

　　生死观念，自古有之，但怎么看待生死还是有不同。语义学上的“安乐死”，是一个舶来品，这里面关乎死亡的权利、自由、尊严等问题。在西方，古希腊已经就允许病人“自由辞世”，经过宗教、哲学的发展阶段，生命、生存、死亡比附有很深厚的意味，“安乐死”既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信仰的问题，也是伦理与法律常常冲突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死亡话题常常会成为禁忌，禁忌本身可能不是基于对“人”这一自然造物的理解，而更多是一种文化，社会文化、家族文化。儒家关怀生死，《论语》里讲“守死善道”，说的仍然是生，以生的完整来保持道的完善。“生老病死”、“养老送终”、“颐养天年”，指向生死规律，这种规律依托自然力量带走人的生命，而不是以其他人为方式。安乐死在我们这里，虽然已在倾向上为很多人所赞同，但基于血缘、亲情、孝道，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冲突，也是艰难的抉择。

　　有个别国家在立法上支持“安乐死”，但更多的国家仍然反对。这里有很沉重的无奈，不管“安乐死”如何被认识，本质上还是把人杀死，生命是一切，法律禁止杀人，法律又要允许杀人，实在是不轻松的事情。如果可以申请安乐死，那么你怎么知道申请人是否有主观愿望，或者你又如何判定一个执行安乐死的人知悉了这种愿望，标准在哪里？

　　生死问题，沉重、矛盾与冲突都在其中，讨论可以丰富，认识可以声张，法律也可以有态度，但站在生命的基点，这永远是一个充满敬畏感的问题，慎之又慎，是我们无可回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