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市长段成武因政府违法批地案被问责，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免去现职。但一周之后，便被任命为其所属地级市资阳市财政局局长。（10月27日《法制周末》）

　　由于牵涉到“土地”，加上对一些地方将失职官员异地任职重新启用的伎俩深恶痛绝，消息一经见报，口诛笔伐便接踵而来。

　　但是，且慢，还须首先厘清事实。自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十分有限，却承担了更多的事权，有时候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但中央对于土地限制得越来越严格。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我国的经济成就和县级政府强有力的竞争有莫大关联。中国的改革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默许或支持地方的多样性探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或法律上的宽限，这也是改革的推动力之一。若严格来说，当年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就是一种犯罪，那些农民也都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在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时，需要更多的考量。

　　对土地做严格的规划无可厚非，但将审批权全部上收未必有利。一刀切的政策容易出问题，“权力寻租”的舞台也依然存在。如果让地方人大拥有对土地开发和利用的部分审批权，中央部委可以起到指导和监督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不可行呢？应该说，不能完全排斥讨论。

　　“异地任职”这起事件涉及不同层级的事权之争，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或可有利于事权划分明晰，让“土地问责”少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