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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三十年 杨善洲“很农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3日09:24  生活新报

  

为官三十年杨善洲“很农民”

  杨老,一路走好!

  2010年10月10日15时08分,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一位老人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病床前,人们默然无语,相对垂泪。杨善洲,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农民心里“扎下根”的地委书记,退休后,又恢复为一名普通农民,上山植树,20年,一座5.6万亩的荒山披上了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3亿元。83年,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告诉人们:“我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10月13日清晨9点,杨善洲老人的住处,无数层叠的花圈和挽联,映着人们婆娑的泪眼。落叶归根,杨老要从保山出发,去往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他的林场、他的家人,他无法放下的许多东西……

  30年回家5次

  

  杨善洲出生在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作为一个农民,他葆有朴素而实在的品质;作为一个“厅官”,他坚守高尚而廉洁的人格。人生短暂,需要“守”住的东西太多,杨善洲用一生的光阴,在是与非、名与利之间的岔道上坚守。

  普通的农家小院里,83岁的老太太坐在太阳下,微闭双眼。老人有些虚弱,只要有人问起杨善洲,她就会紧紧攥住你的手,泪流满面。“30年就回来过5次,退休后在家里也没呆多久。”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菊面露悲戚。2010年12月2日,天清气朗。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村子位于一个深谷之中,周围山峦高耸、林海起伏。这里,是杨善洲的家乡。

  1927年,杨善洲降生在大柳水村一个贫困的佃农家中。1951年,24岁的他娶了旧城乡善良美丽的姑娘张玉珍。妻子唯一的嫁妆,是一间草屋。一年之后,杨善洲就离开家乡,去干“公家事”了。

  解放后,杨善洲历任工作队队长、县委书记等职,1976年,杨善洲调任保山地区,历任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他回来就任凭他回来,他要去就任凭他去,他回来歇一夜就走,什么事都随着他。他就是公家人。”提起杨善洲,和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张玉珍老人脸上有自豪、有伤感,也有些许无奈。

  曾在保山地委办公室当过秘书的苏加祥,想起了三十年前一件让人心酸的事。正是雨季,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已经破烂不堪,后墙都快倒了。实在不敢住了,张玉珍在屋旁搭起了一个草棚,杨善洲的老母亲、张玉珍和三个女儿暂时住在这里。妻子写信给住在保山城里的丈夫。杨善洲把身上仅有的30多元钱寄了回来,还写了一封信:“我实在是没有钱,秘书可以作证;房子漏雨,人难居住,也确实很困难,现将这30元钱寄回去,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得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别以为我有钱,即使有了钱,也不能搞特殊化,这一点需要你们的理解……”

  “我妈妈真的不容易,我爸长年在外,有时候回家一趟,连水都喝不上一口就又走了。妈妈说爸爸忙公家事,我们不能给他添麻烦。”杨惠菊记得,曾经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便领着她到山里去挖野菜,“只要能吃的都挖,吃得最多的是芭蕉根。”杨善洲回来见到妻儿吃这些,他默不作声,自己也大口大口地吃。

  张玉珍一直记得丈夫对她的解释:“其他农民比我们的困难还多……”因为这句话,她和大女儿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农转非的指标丈夫也让给了别人。

  “我实在是没钱了”

  

  “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没有中间道路,这就是老书记的原则。”无论任何时候,杨善洲都坚守一个信念——公私分明。

  1986年的夏天,苏加祥随杨善洲去龙陵县出差,下乡归来后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菜谱很简单: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腌菜炒肉、一碗萝卜汤。苏加祥去结账时,一位陪同的县领导说:“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苏加祥一想,也就是8.5元钱,便答应了县领导。

  吃完饭后,一行人随杨善洲驱车回保山,出去100多公里下车休息时,杨善洲突然问他:“小苏,伙食费结了没有?”得到苏加祥的答复后,他当即叫苏加祥拦一辆车回龙陵去结账。“我在龙陵住了一晚,住宿费加上车费,一共花了30多元。”回来后,苏加祥跟杨善洲开玩笑说,对比下来实在不划算,而杨善洲只说了一句话:“账不能这样算!”

  时隔多年,苏加祥仍记得当年的这8.5元。他说,这是老书记对下属的一种无形的影响,曾在杨善洲手下干过秘书的几人至今也还保持着吃饭自己结账的习惯。“有时候我下乡吃完饭要自己结账,老乡觉得我是作秀,但我的确是出自于自己的习惯。”苏家祥笑言。

  对家人,杨善洲有一番秘书们认为是不合情理的逻辑。聚少离多的时日,三女儿杨惠琴考上中学需要钱,大女儿靠扛竹子供妹妹上学,实在无法,张玉珍又找到了丈夫,叫他拿点钱出来给女儿读书,可掏来掏去还是只有30元,杨善洲说:“我实在是没有了,如果不够就先差着,以后寄给你。”这样,老伴揣着30元钱流着泪回到了老家。之后,杨善洲通过信件向妻子解释了他的“工资逻辑”:自己的工资是公家给的,要用在公家,工资大部分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而家里分了田,就应该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指望他的工资来养活全家是不可能的。

  这位平时省吃俭用的地委书记,没有将工资寄给家里,那钱又用到哪里去了呢?上世纪80年代末,杨善洲身边的秘书们私下“调查”了他的工资支出,他的工资基本用在了两个地方:一是救济贫困户;二是给生产队购买种子。只要他了解到农户缺什么,就会自己掏钱给农户买了,第二天叫人送过去。

  斯人已去。今天,说起当年丈夫的“抠门”,张玉珍老人说:“他是当大家的地委书记,又不是当我们一家的地委书记,没有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他当地委书记我们也要吃饭,他不当我们还是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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