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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堵车画面截图。

　　新华网北京12月20日电(记者贺占军 马扬 姜婷婷) “再不走，我这辈子恐怕真要打光棍了！”今年31岁的何海军在北京一家官方网站打拼了5年，经人介绍，他已相亲不下10次，尽管才貌俱佳，但对方得知他是个无房户后，最终都委婉地以“我们不合适”为由匆匆结束。

　　经历多次打击之后，何海军决定离开北京，投奔山东一家民营企业：“至少，那里生活压力相对小，幸福指数要高。”

　　由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何海军们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到二三线城市寻求新发展。但有进入中小城市的人们发现，在这里也出现了“大城市病”的迹象。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已经开始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有的地方还表现出加剧的趋势。

　　“这里的城市病越来越明显了！”3年前迫于生活压力，从上海回到家乡甘肃省兰州市的王盈盈满腹不解：“兰州怎么堵车也越来越厉害，而且冬季空气质量太差，今年入冬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是严重污染了。”

　　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堵车”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国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染”。

　　“中小城市堵车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GDP增长速度。”在南京市一家药业公司工作的李凯说：“南京上班时间早晨六点半就开始堵，一些重点路段200米的路开车要走20分钟。‘大城市病’在这里传染得很快。”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赵欣怡很不习惯乌鲁木齐没有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已经全部被机动车挤占了，这里打的又很难，每天上下班只能坐公交车，很无奈。”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经背负着一线城市高房价的中国人还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逐渐出现了“一线房价”。“借钱也要先买套房子！”刚刚从北京回到西安的王辉说，“这里房价涨得这么快，得早下手。”

　　“看病难”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样存在。乌鲁木齐市民王海英早晨5点起床后，便匆匆赶往新疆中医院排队挂专家号，而当地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

　　“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了。”王海英说，5年前，乌鲁木齐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这几年人口增长太快了。

　　一些专家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当人们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时候，实际上同时也把大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复制或被传染了“大城市病”。对此，不少部门和专家已经表示，要警惕二三线城市患“大城市病”。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现，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办法，“新城区”“老城区”“城市西扩”“市中心东移”等等，都是各地应对“大城市病”的努力与实践。

　　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时，开始追求“幸福指数”、“健康城市”、“绿色城市”，以减少“大城市病”的深度传染。

　　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当今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还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以及市民的精神状态等。

　　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重庆市计划用两年半时间解决“十件民生大事”，以提升重庆人的“幸福指数”。

　　吉林省长春市则将创建“健康城市”作为治疗“大城市病”的一种选择，力争到2012年，使市民健康素质、环境健康水准、社会健康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则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费公共自行车后，许多公共自行车的“寿命”大大缩短。但有专家认为，把公共自行车骑坏了，从某个角度讲是好事，自行车的负荷越重，说明开车的人越少。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指出，自行车成为“免费午餐”，是治疗城市病的一项有益探索。

　　在中国东部，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人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专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测，大约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将首次持平。对传统农业大国而言，这是极其深刻的变革。从这个意义说，有了和谐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民幸福。

　　而中国建筑科学院原院长王有为则建议，各地在构建“绿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据当地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绿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