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和之前各界普遍预测一致，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非常漂亮。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如果再加上这一年世界经济普遍萎靡不振的背景，以及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一个“财富中国”呼之欲出。

　　在“财富中国”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正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大门户网站上与“2010年GDP增长10.3%”的头条新闻比肩而立的，是一组“打工者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新闻图片。棉衣、护膝、雨衣、棉毯、手套……1月19日，一群“全副武装”骑摩托车冒雨返乡的农民工行至210国道广西南丹县境内。他们1月17日从广东出发，准备驱车近2000公里回贵州老家过年。

　　这组图片形象地揭示了“财富中国”的基础与源泉。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建立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之上的。反之则可以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他们背井离乡，胼手胝足，造就了城市的繁华，获取低廉的报酬和福利；这种代价，当然也包括为了回家过年，不惜一路拥堵，一路颠簸，一路风尘。

　　这样的代价，或许可以归结为“失去快乐”的代价，即一部分人的快乐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快乐，并没有随着“财富中国”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这种代价，或许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快速追赶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当这第一次社会转型初战告捷，中国也就需要面临第二次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财富中国”走向一个“快乐最大化”的中国。

　　这首先需要“财富中国”向“财富国人”转型。因为“中国财富”并不等于“国人财富”。须知，当中国GDP在世界上坐二望一之际，中国的人均GDP不过100名开外；更何况，中国财富在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财政税收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有落差的。国民财富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更赶不上财政的增长，国民的快乐指数当然要受到影响。这种转型，就是要赋予民众更多平等的经济权利，让他们的创富源泉充分涌流，从而真正实现“还富于民”。特别是对那些底层民众来说，由于财富的边际效用更高，每一分收入的提高，都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增长，从而令社会的快乐程度整体提升。

　　而比“财富国人”更重要的，是“快乐国人”。也即，财富是重要的，但不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惟一指标。“财富”的获得，不应该以“快乐”的牺牲为代价。打工者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就是这种代价的一个缩影。当财富的中国日益崛起，也应看到，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了家庭幸福、放弃了夫妻生活、常年怀揣乡愁……这些代价不是一个GDP的数据所能完全补偿。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所谓和谐社会，不是财富的最大化，而是快乐的最大化。如果说第一次社会转型的成功，在于经济改革体现了帕累托效应，让几乎所有人受益而几乎没有人利益受损；那么第二次社会转型的成功，也要同样体现“快乐最大化”的怕累托效应，在“没有一个人不快乐”的基础上，让“更多的人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