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据报道，《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将于今年4月1日起施行。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林琦介绍，该规定曾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研究采纳各方面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形成草案，并获得通过。它是国内第一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的政府规章。其中规定：“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每次5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

　　垃圾分类已是当下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多城市对此都曾做过不同尝试。广州以地方立法的方式规范垃圾分类管理，开了全国先河，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借鉴。根据以往的经验，各城市虽然体量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但发展思路和模式以及面临的问题往往大同小异。一个地方出台一项举措，经常会被其他地方模仿和复制。比如前段时间媒体热议的实名举报有奖规定，一地施行后，其他地方和部门纷纷效仿。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也有可能出现广州尝鲜，其他城市“遍地开花”的局面。因此，厘清广州这项政府规章的争议之处，具有重要意义。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个人和单位的罚则上。有评论称：“从《规定》以及相关部门的表态看，政府责任与市民义务仍有不够平衡之处，苛责个人多些，而部门责任不够清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规定中的处罚条款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无效条款。

　　一段时间以来，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倡导性条款越来越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为实现某种目的，越来越多地采用惩罚性条款。其结果往往是，新的立法出台，非但没有实现初衷，反而导致大面积违法行为的出现，形成了法条的刚性处罚与违法的不被追究并存的尴尬局面。

　　从立法技术上讲，制定法规的目的在于设定权利和义务，要实现权利和义务，必须要有惩戒性的条款作为威慑，所以，罚则是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不被架空所必须的。但现实却让人看到，正是由于一些考虑尚未周全的罚则导致了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奇怪的现象是一种“立法苛求”的结果，立法者只关注立法目的，而忽略了实现目的的现实条件。比如，实现垃圾分类需要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大部分市民有垃圾分类的知识、意识和行动，二是要为市民和单位处理分类后的垃圾提供便利的客观条件。这两个条件，目前在全国各地几乎都不完全具备。一些城市中较早接受了环保意识的市民，也在努力践行垃圾分类，结果不少人感叹，“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没有完整细致的配套体系下，要让个人真正坚持太困难。所以，很多城市垃圾分类实际上都处于宣传、培养起步阶段。在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的立法，就是一种苛求，其结果是法律的失效和大面积违法的被容忍。

　　法律与政策好坏的评价一样，只有当其目的和结果能够一致时，才是好法律。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基础上。各种直接决定着法律权威的处罚条款更是如此。

　　【网友声音】

　　●家有3宝：支持垃圾分类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便利的处理程序和硬件系统。

　　●字画迷：对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的市民罚款，对没有履行职责提供配套设施和管理的有关部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