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3月10日消息：据《劳动报》报道，地处上海远郊的奉贤区，近年来在创新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时，逐步整合出一个以宅基课堂、村居服务站、干群热线联系服务卡及决策听证、矛盾协调等四会为载体的“终端工作法”。基层干部工作起来“沉到底”，就能与村民诉求的源头、起点直接“接上头”，激发出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活力，倒逼干部的作风和能力转型。“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村民想什么、说什么、要什么，工作起来心里就踏实多了。”上海奉贤区庄行镇西校村的村支书张峰对记者这样说。

　　干群都有“社区归属感”

　　奉贤区委组织部的同志对记者说，这次编制区里的“十二五”规划，草案送到了居民区和乡村的宅基地上，征求大家意见。没想到居民和村民都“有话说、愿意说”，不少好的建议被吸收进了正式的规划纲要中。“这体现了干群之间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有了“终端工作法”，通过经常性、制度性的接触、见面和沟通，干群之间就会逐步建立起这种归属感，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互动性和积极性。

　　像奉贤区其他乡镇一样，奉城镇东新市村的每户村民都有村党支部发放的联系服务卡，村干部做到手机24小时开机，村民有困难，随时可以联系到村干部。

　　村里的事村民说了算

　　奉贤区委副书记陆兴祥对记者说，这个终端工作法不是“上面设计好了布置下去”的，而是把近年来分散在各地的一些自发形成的好做法进行了整合和衔接。

　　基层干部最有体会的是：重视民情民意，把不同意见、不同利益的表达、诉求和碰撞过程进行制度性的前置安排，在充分争论后取得一致，作出决策，才会有“同向同效”的执行力。

　　决策听证、矛盾协调等“四会”，让群众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有了制度保证，村居社区的重大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认可，谁都没有权力决定，避免了搞“一言堂”和决策失误。

　　在农村，村一级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是最缺的。村民要“问个事、办个事”，出村到镇上去，那是“常规路径”。

　　而奉贤区的“终端工作法”，却有个“一堂、二站”的公共服务功能配置。“一堂”是指在村和居委会内设有就近便捷的“宅基课堂”，有计划地组织专业人员到村民宅基宣讲土地管理、农民建房、私建房出租等政策内容，同时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解答村民疑难问题，听取百姓意见。“二站”是指设立村民、居民及外来人员服务指导站，负责社会基础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并提供法律、健康、计划生育、动拆迁等各类公共服务，及时反映群众的各类意见和要求。相关专家认为，让农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重心下移，可以弥补“村级公共产品之缺”，加快农村公共社区的发育和成型过程。

　　奉贤区委书记张立平说，在农村的宅基上和村居社区里，有村民最真实的生活现状，也是农民表达最本色、最内在诉求和感情的地方。这个群众生活的“第一地点”，却往往成了基层群众工作“最后一公里”的盲点。只有把“盲点”点亮，把群众工作的“断头”与农民诉求的起点“接上头”，基层党组织才会进一步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