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么多年评论，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评论，我答曰：抡不开丈八蛇矛，只会使匕首。写小说，等刊物七审八审半年有余，性急等不起。有话想说如鲠在喉，哪等得了半年。我写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还写过诗、写过歌词，都发表过，但无一成功。酿不出茅台、五粮液，给拥挤的市场平添了一些劣质酒，虽害不了命也醉不了人。不干了，转产杂文和评论，表达强烈度较高的爱憎。一试便放不下了，以至于思维都变成杂文和评论式的。

　　从写杂文到分管评论，这30多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写评论、编评论、分管评论，积累了一些对评论的理解，借此写出来与评论同仁交流。

　　都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什么是评论的生命呢？我觉得是理性。不像大批判，义愤填膺，大家的肺都气炸了，一叉腰一跺脚，什么都解决了——姚文元当年写杂文和评论，就是不讲理，他从批杂文家邓拓、吴晗、廖沫沙起家，被江青御赐“金棍”称号，统管全国舆论，即统管全国人的说话。姚文元其实是“大批判家”，因为他全然不讲理，说人家写海瑞就是写彭德怀反毛主席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云云。等于说人家想吃饭就是想吃肉想吃人肉想杀人想让千百万人头落地。评论当然不能这么写，必须讲理。

　　什么是理性？不想给理性下个抽象的定义，只想谈一些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是我在本报每周的办公例会上常跟同事们交流的。

　　其一，不要制造伪问题。我很反感如今一些记者和评论员，喜欢在报道和评论中制造一些伪问题，然后用这些看似同情弱者和苦大仇深的伪问题、伪概念去消费公众情绪。

　　比如，关于留守儿童的评论很多，似乎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觉得留守儿童就是一个伪问题。我们这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儿童，很少跟爹妈在一起，因为爹妈都在忙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好惨的，无非幼儿园多待了几个月。我在幼儿园住三个月，我家没人接我，都在忙工作。三个月之后，我妈终于接我去了。我妈进来，我一见进来一人，就说“阿姨，您接谁啊？您是接某某某吧？我给您叫去啊。”我转身就给她叫去了，我妈眼泪哗就下来了，亲儿子都不认我了。那个时候谁说过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没那么严重。您摄像机冲着一农村孩子，他半年没见着他妈了，拿着话筒问“孩子，你想你妈吗？”这孩子肯定得想啊，是谁都得想。这就是伪问题。

　　其二，评论要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关怀意识。不能只顾自己说着痛快，要谨慎地衡量自己言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避免言论在特殊事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比如中青报连续几年做高考舞弊报道了，记者一般在开考当天晚上就把稿子发过来了，我说暂时不发，缓个两三天发。7号肯定不发，为什么？我们想得非常清楚，全国都在高考，关系到一千万孩子，再加上家长、长辈，4∶1的比例算的话，几千万人。假如这时候捅出那么大的惊天大案来，对所有高考的孩子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当天发肯定是爆炸性新闻，但当天发的社会效果不好，为什么？媒体陷入不道德了。我们做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不能自己陷入不道德。

　　其三，评论要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而不能渲染社会问题和撕裂社会的情绪。我常跟编辑和记者们讲，我们要尽可能去关注那些触及到这个社会的普遍、深层的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并对社会进步起到作用，而不是去消费和炒作那些极端丑恶的个案，极端个案，太脏、太恐怖、太恶心的东西要非常慎重。对于那些极端的个案不要动辄上纲上线到体制，更多去还原和关注事实，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入情绪和立场。

　　其四，评论要拒绝浅薄。如今网上炒作一些新闻事件或一些观点时，很明显能看出一些浅薄的痕迹，停留于浅薄的情绪上，缺乏深刻的思考。

　　就拿手机实名制来说，一说手机要实名就有人骂，手机实名制一定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方便，但手机不实名的危害更大，任何一个社会的民主法治进步都是要有代价的。比如英国是全世界安探头最多的地方，英国有一部分人就经年不辍地在反对那个探头，但这个探头破案率是非常高的。对与之类似的手机实名制，就不能先骂起来再说。一定要忌浅薄，逮着谁骂谁就成宋祖德了，那实在是很丢人的事情。

　　其五，评论要能提供新闻之外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要提供更多的附加值。要有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观察，独家的信息，而不是泛泛的记者和评论员在那儿冲动万分地讲一些废话，毫无信息量，评论要做有信息量有思考的东西。评论员要有“知道得比读者更多的信息”，作出超越读者庸常水平的判断，不能整天呆在电脑前，习惯在键盘上作判断，也必须多接地气。

　　都说时评是速朽的快餐文体，它的生命只有一天，所以时评结集并没有多少意义。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许多时事热点虽然过去了，可由于发展的惰性和体制的时滞，问题依然存在，常识需要不断重复，所以文章的价值仍然存在；所依附的新闻由头虽然远去了，但评论的核心在于思想，那些蕴含在评论中的思想仍有着丰富的价值。

　　□陈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