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真和毛文书在眼科医院查房。

　　1980年 ， 两 人 与Maumonee在一起。

　　1953年，两人在做科研。

　　1985年，邓颖超探望陈耀真。

　　1965年，两人创建的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眼科医院。

　　在陈耀真、毛文 书 的 四 个 女 儿中 ， 二 女 儿 陈 又昭、三女儿陈之昭都继承家学，成为眼科专家。二女婿吴乐正教授还是陈耀真的得意门生。二老逝世后，吴乐正、陈又昭多方搜集奔走，主编出版了他们的传记和纪录片。已踏入暮年的他们，一提起父母，依然有说不尽的故事、叙不完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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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自学甲骨文，研究中国眼科史

　　南方日报：如何评价陈耀真教授的学术成就？

　　吴乐正：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中国现代眼科主要有三位奠基人：北京的毕华德教授、上海的周诚浒教授以及陈耀真教授。1950年，陈教授翻译第一本国内眼科教科书《梅氏眼科学》第20版，1962年又担任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通用教材《眼科学》主编。他对中国眼科史的研究非常深入，贡献巨大。

　　陈教授在国际医学界影响力很大。他去世后，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眼科大会上，三千多人都为他的去世默哀。这是大会第一次为一位中国眼科专家的逝世而全体追悼。我当时低着头，泪都流出来了。

　　南方日报：毛文书教授是陈耀真教授的学生、妻子，在学术上，两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吴乐正：如果说陈教授一个统帅，那毛教授是冲锋陷阵的大将。陈教授是导师级人物，晚年较多精力是在做中国眼科史研究，办学办医的具体事情靠毛教授在做。毛教授是中国现代眼科的女先驱。在中国眼科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她投入了一生。

　　南方日报：他们最宝贵的学术思想是什么？

　　吴乐正：就像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带大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第一个主要的学术思想是他们致力于要培养中国好的眼科医生，为中国老百姓治疗眼科去做最好的服务，这也是他们毕生的理想。

　　记得陈教授说过，“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能把我知道的完全教给你们。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贡献给国家和那些患眼病的病人。”这就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

　　1934年，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候，陈耀真教授选择从美国回到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带着满腔爱国热情，他一心想把中国现代眼科发展起来。

　　他们第二个学术思想体现在，希望中国眼科和世界最先进的眼科接轨，他们要让中国眼科能屹立在世界眼科之林，并在这片树林中站稳脚。1965年，他们建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间眼科医院。1983年，他们建立了全国第一间眼科中心。

　　第三个学术思想体现在，中国一定要发掘整理自己的中国眼科医学史。在陈教授之前，很少有人系统整理过中国眼科的历史。他研究很深，精辟论述了我国从隋唐到明清时代的眼科学发展脉络和主要学术成就，专门考证过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的眼病，还研究出我们比洋人安装假眼早了800年。不跟着洋人走，而是把中国值得自豪的东西发掘出来，这就是他们整理眼科史的意义。

　　陈又昭：爸爸做中国眼科医学史很不容易。他在香港长大，在美国读大学，都是用英文讲课，不懂文言文。为了研究医学史，他不仅努力学习文言文，还自学甲骨文。我们小时候，他经常找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冼玉清先生，还有我姑父曹汝康教授请教古文，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吴乐正：第四个学术思想体现在，他们一直强调，作眼科工作一定要防盲。医生不能等到有眼科病人才开心，最好是没有人有病。他们觉得我们要无私的去防盲。

　　上世纪40年代，他们带着学生，深入到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去防盲，还专门挂牌“免费门诊”给病人赠药。毛教授在时，她就是防盲治盲办公室主任，带着学生去新会、海南等地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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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他们不记前嫌培养学生

　　南方日报：据说毛教授对学生很严厉，批评人不留情面。

　　陈又昭：妈妈是很严厉，但对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爸爸对学生很慈爱。据他早年在四川的学生回忆，那时晚上天气冷，爸爸晚上去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会带上两个红薯放在火炉上烤。烤熟后，他一个，学生一个。如果只带了一个红薯，就和学生一人一半。他晚上走过学生宿舍楼下，还会叫一声“Doctor罗？Doctor刘？”看看学生是否在房间看书。

　　吴乐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5个中华眼科学会的正副主委有4个是他们的学生。我是1959年入学读陈教授的研究生。陈教授一共招了四批研究生，我是第三批，最后一批研究生因为文革没读完。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陈家琪教授、李绍珍院士都是二老的弟子。

　　南方日报：“文革”后，两位教授的大度胸襟很让人佩服。

　　陈又昭：在“文革”期间，他们的学生批斗他，打他，骂他，还关在医院的破房子里，连家都不能回。他们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非人的折磨。

　　家里被抄了很多次，金银财宝是抄不出来的，但最让他们心疼的就是多年收藏的书籍被撕烂。

　　但“文革”后，他们很宽容，不记前嫌培养学生。当时一个革命造反派想到医院研究室一个部门工作，部门主任不愿意接受，妈妈反而一定要主任接受他。事情过了，妈妈就不会去追究了，让大家往前看。这种胸怀真的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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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兴趣就是补袜子，不愿放弃眼科手艺

　　南方日报：在你小时候，对妈妈有什么印象呢？

　　陈又昭：妈妈没有任何的兴趣。不听音乐，不会艺术，也不看小说，就是爱工作。记得一次去苏州，我们要登山时，妈妈就坐在汽车上不下来，说了句“你们去吧”，就拿出她带的眼科杂志坐在书上看，边看边等我们回来。

　　妈妈饮食很简单，六十年代她就因为胃病切掉了4/5的胃，一顿只吃一小碗饭，最喜欢豆腐和四川泡菜。

　　她是四川人，脾气很急，不转弯抹角，没有心眼。虽然妈妈很严厉，但一直会有人告诉我一些妈妈很温暖的事情。哪个护士的小孩摔了一脚，脑出血，妈妈听说了，会专门去看她。

　　记得最困难的时期，大家都缺粮。爸妈就专门安排科里医生护士30多个人分几批来家里吃饭，给他们补充营养。妈妈还常常把剩下来的粮票，送到家庭困难的护士手里。

　　南方日报：那爸爸呢？

　　陈又昭：爸爸就喜欢在书房里做他的研究，直到吃饭我们才叫他。他吃饭怕烫，叫了很多次都不出来。

　　爸爸虽然是大教授，但没有架子，喜欢说笑话，跟很多工友都是好朋友。他常穿着长袍，像老夫子一样。凡是跟眼睛有关系的东西，他都千方百计去了解。

　　在我印象中，爸爸的兴趣就是补袜子。在家里，爸爸的袜子都是他自己织补的。补袜子就像我们眼科医生做手术，一针一线缝。后来爸爸一把年纪不做手术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丢掉自己的手艺，保持着给自己补袜子的习惯。

　　妈妈去世以后，我们回到原来在北京的家。在家里我还看见爸爸补过的袜子，我一直舍不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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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妈妈就推着轮椅，带爸爸在医院走走

　　南方日报：你们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爱情呢？

　　陈又昭：爸妈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对事业的追求中。虽然他们都是留学生，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却没有平常人所说的浪漫。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就交流自己看了什么眼科书，乍一听上去就像一个读书报告会。生活虽然看似单调枯燥，但都享受着这种过程。

　　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比较爱玩，不刻苦但也可以把书念得很好。婚后女伴们都在打麻将，虽然妈妈是一点儿都不会，但是她喜欢站在旁边，看着女伴们玩，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爸爸为了慢慢扭转妈妈这个不好的习惯，就规定妈妈今天要看一本什么书，明天写一篇什么文章。等妈妈以为做完这个就可以玩了时，还没到做完，第二份功课又开始来了，接着，第三份又开始来了。慢慢地爸爸将妈妈引导到做学问上来。小的时候，别人到我们家来看我们，常会看到爸妈一手抱着我们，另一只手在看书。

　　在爸爸中风后的那三年，他就住在中山眼科医院的1号楼病房里。妈妈没有回家住过一天。她白天处理医院事务，晚上就在病房搭一张床，陪爸爸睡。医院成了他们最后的家。

　　那时的爸爸已经不能说话。夜晚，妈妈就推着爸爸的轮椅，带着他到医院各处走走：去楼下看看值班的医生，看看工作的护士。两个人静静漫步在那些他们曾经为理想耕耘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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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女儿“文革”得精神病，是她一生的痛

　　南方日报：据说毛文书教授病危时，最担心的就是大女儿。

　　陈又昭：我大姐从小身体不好，比较内向，高中没有毕业就呆在家里。妈妈为了她感受到自己也能为这个家创造了价值，就让姐姐到医院帮忙搓棉签，姐姐的工资却是妈妈偷偷拿自己的工资来支付的。

　　“文革”中，大姐看到父母受迫害，自己又遭到殴打，竟患了精神病。妈妈很伤心，觉得自己亏欠了女儿。可为了工作，她经常不得不狠心给大姐吃上一片安眠药，自己赶去给患者看病。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妈妈把大姐送进精神病院，之后的两个月她就离开了人世。姐姐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只有户口。这些年来，她一直呆在精神病院，从未出来过。我们每天都提心掉胆，最怕的就是半夜接到电话，害怕听到精神病医院那边传来她病危的信息。

　　南方日报：妈妈弥留时，是你去美国接她回来的？

　　陈又昭：是的，她很虚弱，但很顽强，缝线第二天就下地练习走路了。当时她叮嘱我要拎着三大包行李回来，都是人工晶状体。

　　当时国内的人工晶状体质量还不行，一个进口晶体要250美元，老百姓怎么买得起？妈妈就跑去找美国一个公益防盲协会，从那里拿免费的人工晶状体。她一拿就拿几百个回来，为几百个中国贫苦病人谋求利益。她真是到死也惦记着她的病人！

　　○大医之道

　　新中国成立后，陈耀真、毛文书长期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负责中央首长和友好国家政要的眼科保健工作。1960年代，陈耀真因患冠心病逐渐退出医疗一线后，毛文书就肩负起重任。

　　她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做过保健。除了林彪，九大元帅都找她会诊过。文革中，造反派逼问她给哪些首长看过病，她守口如瓶。女儿们也只知道她经常出差，但不知道去哪了，多年后看到她和金日成、胡志明的合影，才知道母亲当年的行踪。

　　当时粤港澳很多名人都喜欢找她看病。除了她医术超群，还因为她背后站着一个中国眼科界的泰山北斗、“活字典”。遇到疑难病例，夫妻俩总会一起讨论研究。

　　她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在她的遗物中，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她1975年3月至5月去北京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工作安排，上面的首长名字都是代号，看不懂，但有一点很清楚：整整54天里，只有两个上午没有安排工作，她却去了协和医院图书馆查资料。

　　毛文书常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她在高干病房给贺龙元帅检查完眼睛后，来到普通病房，听到一个医生在大声说：“你不要眨眼嘛！你再这样，就自己负责！”原来，是年轻医生给一个老伯量眼压，眼压计要放在眼球上，病人忍不住眨眼。

　　“请起来，让我来做！”当时天气冷，毛文书搓暖了双手，轻柔地给老伯量眼压。病人不眨眼了，年轻医生羞愧地低下头。

　　毛文书想，不能把医生呵斥病人看成小事，如果病人是在高干病房，或是医生的亲人，他还会那样做吗？她专门找了几个年轻医生做三件事：一是用黑布把眼睛蒙起来，自己进入暗室，试坐到裂隙灯前；二是互相给对方量一次眼压；三是洗眼。“你们回去好好体会，我们当医生的，要时刻理解病人的心理。”

　　这件事很快在医院传开了。谁都知道，毛教授是为中央首长、老帅们保健的大专家，但对着平民百姓，她也是一视同仁，视如亲人。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实习生 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