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各个城市的治理者都倾向于把城市看作是主政者和设计师的作品，较少顾及市民对城市的感觉，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更多的是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话语权并不多。

　　昨日，作为城市行道树骄子的法国梧桐，在中国的两个城市遭遇悲喜迥异的两种命运：在湖南长沙，有“香榭丽舍”大道美称的劳动路，一排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被电锯腰斩，露出残存的树墩。它们的死亡是人为的，盖因地铁施工需要。而千里之外的江苏南京，一个新成立的绿评小组正在地铁沿线考量法国梧桐的存留。一个月前，这里刚刚经历过激烈的砍树保树之争。同样是因为地铁建设的规划，南京主城一度要移走上千棵行道树，尽管南京已经比长沙的“就地正法”要进步很多——移植别栽，但寄予着市民情感的法国梧桐纷纷倒下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是炸开了锅。

　　在长沙，老百姓很愤怒：“大树被地铁取代，而且代价是它们的生命，我无法理解。”在南京，8名由自由报名产生的市民绿评员，在地铁优化方案的绿化咨询评估会议上，踊跃发言。他们的反对或者赞成，或许可以决定未来一批行道大树的幸或不幸。

　　长沙大概正在重复着南京的昨天。长沙地铁轨道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难免要做出一些牺牲。劳动路地铁改造由此带来的对梧桐树的砍伐，是通过了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的，手续合法，希望市民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南京人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南京有关部门也曾经这样安抚过民众。

　　城建需要，程序合法。没错，地铁在城市的下方不断延伸，肯定会改动原来的城市布局；经过市政规划的工程，自然也是手续齐全。但是，能不能得到市民的“理解”，就不好说了。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城市形象设计中的人文因素，即市民的情感、文化、感觉问题，同样也涉及城市功能建设中市民的需求和权利问题。

　　这两个问题并不深奥。前者说白了，就是一个城市我住大半辈子了，习惯了，对它就有了一种感情上的认知和归属，对城市形象、城市记忆的内涵有了自己的理解，主观环境空间打上了“我”个人的烙印，因此，你随便动了我的城市奶酪，我肯定不爽。后者呢，说白了就是我的城市我要做主。什么样的功能适合我、什么样的环境意象能满足我的愿望，应该听取我们的意见，不能动不动就“被接受”。

　　南京此前的“砍树风波”、长沙这次的“砍树争议”，实质上便是上述两种民意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遭遇逼仄困境，走向博弈并最终爆发的结果。

　　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大树民意”？

　　应该说，民众对自己城市绿化大树的去留、绿化手段的安排，在现代城市理念上是享有充分议政权的。

　　10年以前，我们城市规划还大多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物质功能至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传统差别消失，到处都是灰色的水泥森林，城市之间的气质雷同，史迹与个性消失。而且，各个城市的治理者都倾向于把城市看作是主政者和设计师的作品，较少顾及市民对城市的感觉，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更多的是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话语权并不多。这种城市形象设计弊端在今天已暴露无遗。

　　如今，中国的城市发展趋势是，更多关注生活其中的人，更加注意挖掘、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城市形象设计已经演化到城市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同时并进，市民在城市形象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把城市建成市民欢迎的城市，正在成为不少市政官员的必修课。

　　这一趋势符合世界潮流。2006年，受上海市绿化管理局的委托，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对国外的城市绿化和生态建设做过长达数月的调研。这项调研告诉我们，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文化、绿野、传统建筑”已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城市先进水平的标准。而在这一过程中，“市民主导”城市绿化是其鲜明特点。一是尽管各国的国情不同，但在绿化管理法律制度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这一理念却惊人相似；二是在绿化治理和管理中城市市民拥有相当大的权利。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例，依据城市树木章程，该市成立一个“树木委员会”，9人委员会全部由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经过训练的市民组成，其中6名成员由市长任命并经市议会批准。他们不但具有立法建议权和接受技术支持、募集资金外，还享有对违法移动树木进行处罚的功能。此外，该市的任何市政规划都要报市树木委员会批准才能实施。

　　在不少国家，社区在绿化管理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伐一棵树龄7年以上的大树市长都没有权力，首先要通过社区市民的同意。

　　由市民自主治理或管理绿化，如今在国内一些城市也屡有尝试，诸如绿地领养、市民听证、开通“森林之友”网站，等等。南京在全国首创的市民绿评制度，可算是这些探索中的一朵新苗。

　　当然，南京市民绿评员“上岗”，虽然赏心悦目，但还需要制度培植。没有“我的城市我要做主”这一行政概念，8个市民绿评员的嘴再大，也难说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起到多大作用。没有一套“路易斯安那式”的法规作保证，绿评小组也只能成为装点门面的“民意花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