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动物保护者截下有520只狗的运狗车，引来媒体热议。导演陆川在微博中评论道：“拯救狗狗的群情激愤让我感觉多少有点荒诞……救人不敢出头，救狗争先恐后。”哪知陆川的这番言论却引来很多网友批评，于是陆川18日在微博上回应：“我对骂人的人不反感，但是提醒你们，你们习惯了几十年一种声音，不允许探讨不允许反面意见不允许舆论监督；可即使是讨厌的声音，也理应获得尊重。”

　　对于陆川的这些言论，我是毫无保留地赞同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各种动物生命都应该得到保护，这种观念应该得到尊重。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任何观念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同样，当法律并未禁止人们吃狗、贩狗时，其他人吃狗、贩狗的权利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动物保护者最多只能向管理部门提供或举报贩狗者的违法证据。当手中没有这些证据时，擅自拦下别人的运狗车，已经涉嫌违法。

　　在一个法治社会，即便你的观念比全社会的观念进步、前沿很多，你的行为也只能局限在法律边界内。当然，我同样理解动物保护者的过激行为，因为他们需要一些过激行为来唤起公众对一个话题的关注。我和陆川一样，真正感到不解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件，为何会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公共事件，引起一议再议。其实今年以来，已屡屡发生类似情况，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名人们和一些媒体很少去言说，却总是围绕着价值不大的问题一再争论。

　　陆川说的“救人不敢出头，救狗争先恐后”，其实指的是一些公众人物和媒体的议题设置出了问题。对于公共议题的形成，除了公众之外，其他三个方面的影响都很重要，首先当然是媒体，其次是政府，另外就是公众人物。这其中，媒体的议题设置很关键，如果它总是关注那些无关痛痒的事件，那么公众的注意力就会被误导。在我看来，“救狗”就属于这样的事件。

　　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公众人物，同样如此。他们往往最先成为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人群，他们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安全的小世界中自我陶醉，除了关注自己地位和财富的变化，就是在“救狗”这类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上表现得激愤异常。我们看到今天的公共话语，常常透出一种盲目乐观与虚假，这些公众人物也有一定责任。

　　议题设置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如果我们总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显然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也可能会因此一直被搁置，这种公共议题的困境，确实到了值得大家警醒的时候了。

　　（作者系诗人、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