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盔甲护身”的开国中将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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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杜平（1908-1999 ）：江西省万载县人。一九三零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三纵队政治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军政训练大队大队长，红一军团卫一部政治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将军杜平晚年回忆最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岁月。儿子杜小平听得最多的，也是父亲讲述的那段烽火连天的历史。“老爷子怎么能不想呢，他全程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批入朝，最后一批回国。就是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毛岸英的牺牲，也是在那里，他失去了一个肾脏……”
四十年后，毛泽东还记得杜平上过的大学
1929年，21岁的杜平从湖南群治大学辍学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万载县，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第二年的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杜平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个月后的一天，杜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那天上午，杜平所在的军部进驻江西永丰流源一处店铺里，还没放下背包，他就看到对面店铺的门口插着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他径直来到门口朝总部里面瞅去，正好看到两个三四十岁模样的军人谈笑风生地送军长黄公略出门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听声音，一个湖南腔，一个四川腔。他们会不会是朱德和毛泽东呢？杜平不敢贸然上前，待他们回屋后，他跑到军长身旁询问，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是这次“谋面”，让他得到了为毛泽东和朱德送信的机会。
1931年9月上旬，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捷报频传。杜平所在的红三军也是战果累累，不过，在老营盘取得全歼敌第27旅的大胜利后，军部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军长黄公略找到杜平，说，你不是曾经见过毛泽东和朱德一面吗，你立即带上一个加强连，去给他们送信。杜平不辱使命，顺利地将信送到朱德和毛泽东二人的手上。当晚，毛泽东同杜平拉起了家常。当得知杜平上过大学时，毛泽东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73年12月，党中央决定对8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互相调动。22日，毛主席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46位高级将领。
“看到我父亲，毛主席就脱口而出：哈，杜平，大学生哩！我父亲连忙说，主席，我上的那个大学算不了什么。主席记性好啊，他就说，你上的那个大学，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那可是个野鸡大学（指私立大学），不过，野鸡大学也有好的啊。几十年了，毛主席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上的是哪所大学。”杜小平回忆说。
释放俘虏“以身说法”，美国官兵不再顽抗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的时候，杜平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去朝鲜同美国作战，许多人是有想法的。有的人打了几十年的仗，不想再打了；有的人认为志愿军打胜仗的可能性不大；也有人轻敌，认为打败美国兵是小菜一碟，还有个别人怕死，不愿上朝鲜战场，我父亲身边有个秘书，在鸭绿江边，就用手枪打伤了自己的脚，用自残来躲避去朝鲜。”但杜平，却对英勇的志愿军充满了信心，他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入朝作战在刚开始是秘密进行的，我父亲直到临走前，才告诉我母亲要去哪里，他还把自己的后事给安排好了，他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战争充满了残酷，“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官兵比，志愿军那叫‘裸战’，没有空中支援，没有地面重型武器，最好的就是机关枪，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根本就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美国的飞机肆无忌惮地横行在天上，想炸哪里炸哪里，毛岸英就牺牲在空袭中。”五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各种重型武器陆续到位，情况才有所好转。
“当时志愿军方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美军俘虏。”杜小平告诉记者，由于美军官兵上朝鲜战场前都被“洗脑”过，并不了解我方的俘虏政策，以为只要被志愿军给抓住，就会被“剥皮抽筋”，因此，美军在战场上表现得特别顽固，死不缴枪，给我军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如何让美军官兵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呢？杜平提出了释放部分美国俘虏的办法。
“父亲说，这样就能以身说法，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俘虏都负了伤，志愿军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做简易处理。把他们交还给美方后，对他们的身体恢复也有利。”杜平请示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回电说，很好，尽快释放！
此举果然有效，双方再兵戎相见，见形势不妙，美军官兵都会主动缴枪。“有一次，美方有一个连的黑人连长，带领连里所有的黑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一，正步走’的口号，向我方投降。”
“盔甲”护身，只因在战场失去一个肾脏
在杜小平的记忆里，父亲杜平有一副很奇怪的“盔甲”，“从胸部一直护到腰上，几乎每天都戴着。‘盔甲’硬邦邦的，它在护着我父亲的腰，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我父亲受过严重的伤，断了好几根肋骨，也摘去了一颗肾脏。”那一天，战斗正酣，杜平要到前线去视察。他坐在吉普车上，头顶上美军的飞机在不停地往下倾泻炸弹，杜平对驾驶员说：“开，往最前线开，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车子离前线越近，头顶上的飞机就越多。吉普车在炸弹的碎屑里左右穿梭，突然，一颗炸弹落在吉普车的一侧爆炸，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子就将车子掀翻，驾驶员和杜平的警卫员被气浪掀出车子，只受了些皮外伤，而杜平，却被吉普车拦腰压住。
“被压住的那一侧肋骨断了好几根，肾脏也保不住，只好摘了，医生就给他做了一副钢铁‘盔甲’，让他每天戴着。”杜小平告诉记者，杜平1999年去世时，刚过90岁，他是因为肾衰竭医治无效离世的。“如果他的另一个肾脏好好的，一定会活得再久一些的。不过，经过战争的人，谁不是伤痕累累的呢？”杜小平回忆，他在幼时经常在游泳池看到许世友，“许司令身上的疤痕哦，不说前面，就说后背，一块接着一块，见不到一块好皮肤。”
被金日成点名当驻朝大使，杜平婉言拒绝
杜平曾经撰写了一本书：《在志愿军总部》，较详细地回忆了他所知道的朝鲜战争。然而，有一点他没有写进去：金日成曾经点名要他当大使。儿女们不解，问，为何不将此事写到书里，杜平笑着说，此事还是不要张扬的好。但是，他很乐意将此事讲述给儿女们听。
金日成为何会点杜平的名？“金日成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好，战斗打得最艰难的时候，金日成和自己的部队走散了，和父亲接触很多，对父亲很了解。当时，中国首任驻朝大使倪志亮因病卸任回国，当有人询问金日成中国驻朝大使人员时，他就点了我父亲的名。”但是，这对于杜平来说，却并不是个能让自己高兴起来的消息。
“1953年3月，北京来了电报，要我父亲火速回国，接受一项新任务，是什么任务，电报上没说。”杜平到达北京后，发现接待他的人都是外交部的，这让他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任命为驻朝鲜大使了。他思考再三，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在部队，并不适合外交部工作，于是，他到中南海找彭德怀帮忙，开门见山地说，我这个人，见了熟人还可以，见了生人就没话说了。而且，我离不开部队。彭德怀答应帮他和主席说说看。几天后，彭德怀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毛泽东要见杜平。
见了面，杜平详细地向毛泽东解释了自己不愿意当驻朝大使的原因，认为自己还是在部队工作更合适。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杜平的解释，并决定亲手写一封信向金日成解释。
3月中旬，杜平离京返朝，将毛泽东的信交给了金日成。金日成看完信，望着父亲笑了笑说：“好哇！就按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办吧！”
杜平离开朝鲜后，再次与金日成见面，是在1991年。这一年10月，79岁的金日成又一次访问中国，10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南京金陵饭店设宴招待金日成一行。“我父亲也应邀出席，金日成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提到了毛泽东主席让捎的那封信，两人哈哈大笑，紧紧拥抱在一起。”
晚年常去逛菜场
最爱被称“杜老”
“我父亲从小就把我们当战士看待。”杜小平回忆说，小时候家住沈阳军区，上学都住校，作息非常严格，一星期才回来一天，就想能睡个好觉，那个年纪正是“懒”的时候。可是，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六点钟，大院里起床号一响，杜平就会去喊子女们起床，“不起来就掀被子。”
杜小平当兵第一年探亲回家，杜平问他，是不是所有的战士都能在第一年就探亲回家？杜小平接不上话，杜平让他立刻赶回部队，“凳子还没坐热呢，只好灰溜溜地回部队，连饭都不让我吃。”
杜小平当连长了，回家，杜平又说，作为一连之长，是连队的第一责任人，你一回家，连队便群龙无首，你的岗位在连队，家不是你的岗位，立即回部队。于是，杜小平就只好把刚放下的行李又拎起来，坐着公共汽车赶回部队。
“现在想起父亲的话，就像是在昨天刚说过一样，还在耳边回响。”杜小平说。
将军杜平离休后，总喜欢到处走走，尤其喜欢到群众中去。“我父亲喜欢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为人和善，善于倾听，能帮上忙的就帮忙，帮不上忙就做个听众，让他们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他最喜欢到家里附近的山西路菜场，警卫员不让他去，他就甩开警卫员，一个人去。他喜欢和菜场的小老板们聊天，他们都知道我父亲的‘底细’，很喜欢我父亲，喊我父亲‘杜老’，这个称谓能让我父亲乐上个老半天。”杜小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