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省港大罢工中的“东园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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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任琦 文／图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1935年，被关押在南京的陶铸写下这首《狱中》，其中哭悼的“施罗”是施义和罗登贤，而“施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的化名。
1933年9月，邓中夏怒斥国民党反动派，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9岁。
邓中夏曾数次在粤从事革命活动，其中最长的一次是自1925年5月起至1926年末，这期间他与苏兆征等人领导了历时16个月、前后共25万工人参与、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的建树不可磨灭。没有他，历史翻不过这辉煌的一页。”日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中的地位。
团结即力
三次变更领导机构
广州越秀南路89号，一幢浅黄色西式洋房掩映在绿树丛中，这里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所在地，现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开放。三层小楼一楼是礼堂，二、三楼是若干间办公室。礼堂朴素开阔，上面三尺讲台，下面十余排条凳，四壁落白，贴着落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的字样。
1925年5月，邓中夏从上海南下广州，正是在越秀南路的这栋小楼里，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他被推举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留在广州主持全总的日常工作。
5月底，五卅运动爆发，为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香港和广州发动大规模罢工。
6月初，邓中夏来到香港，联络在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和香港工人领袖苏兆征等人，开展罢工宣传发动工作。但彼时的香港，共产党员不到十人，要发动全港数十万工人、200多个香港工会，谈何容易。在此形势之下，邓中夏提出，“团结即力”，必须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
邓中夏四处活动，一方面利用自己在香港工会中的威信与各工会领导人接头，一方面组织党团员在各工厂散发传单。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他抓住时机，迅速召集香港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等7项罢工要求。次日，第二次联席会议召开，组成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邓中夏任总参谋长。
6月19日，香港20余万工人在全港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始罢工。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香港的工人纷纷返粤，由于事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已经与广东革命政府达成协议，为罢工工人妥善安排了食宿，所以虽然有20余万工人陆续到达，广州依然井然有序。
“全港工团联合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工人听命于各自的工会。有些工会的头目参加罢工，一方面是为了取得“爱国”的名声，一方面则想克扣罢工经费。邓中夏迅速发现了问题。他在各工会中斡旋，提出每50个罢工工人选出1个代表，组织成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这个有800个代表的最高议事机构拥有全部的权力，“罢工内部的许多纠纷，都靠代表大会的权威予以解决。”邓中夏后来在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时总结道：“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而随后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最高执行机构，负责对内对外的指挥。邓中夏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每天举行一次会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实施具体的方法。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其下分设文书部、宣传部、庶务部、交际部、游艺部等7个单位。另设有财政委员会、纠察筑路委员会、法制局、会审处、审计局、拘留所、工人医院、工人宣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机构。这样的组织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可以称为一个小型的政府。
省港大罢工的参与者罗声回忆说：“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体系由中夏同志精心策划、亲自拟定。中夏同志说：‘省港罢工就是工人阶级对掌握政权的学习。虽然工人阶级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上都未具备和未到成熟的时机，不能作自己阶级掌握政权的梦想；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进化的过程，必然会有一个客观条件统统具备和成熟的时机到来，所以我们且不可不随时在作自己阶级掌握政权的学习，以为将来预备。’”
工人纠察队
探索建立工人武装
从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北行数百米，转到东园横路上，在喧嚣的越秀汽车站对面，便是省港罢工纪念馆。这个院落始建于清末，是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墅，被称为“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曾驻扎在此。东园内的主体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西式二层红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红楼首层以前被用作工人纠察队的礼堂，二楼则是模范纠察大队的宿舍。绕过红楼，后面还有一个别致的小花园，西边的凉亭曾被用作纠察队的训育亭，是培训纠察队训育员的地方。
这支工人纠察队，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力量，也是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建立起来的队伍。
1925年6月23日，在广州沙基发生的惨案让罢工的领导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邓中夏以让出纠察队总队长的职位作为交换，取得香港工团总会的支持，成立了工人纠察队。纠察队最初有2000余人，后来还有扩张。队伍设总队长一人，总教练一人，训育长一人。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任总队长。总教练人选是周恩来推荐的徐成章。训育长由邓中夏亲自担任。
省港大罢工对英斗争的主要措施是罢工、排货和封锁。纠察队成立以后，被分派到各海口驻防，完全断绝了省港交通。随着纠察队封锁线的扩张，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广东沿海各港口均有纠察队驻扎。
李淼翔向记者介绍说，宝安县在对港封锁中功不可没。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进驻了宝安县南，此时在深圳地方党组织担任负责人的郑奭南兼任省港大罢工的特派员，他组织宝安农民自卫队配合铁甲车队锁港，截留进入香港的一切货物。
严密的封锁下，香港顿成“臭港”。当时正是盛夏，街上垃圾成堆，物价飞涨，供应不济，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仅1925年11月和12月，香港就有3000余商户宣布破产，港英当局每天损失700万元，他们恐慌地叫喊：“只要纠察队解散，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省港大罢工中成立工人武装的尝试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1927年4月底召开的中共五大在职工运动决议案《工人纠察队与武装》中强调各地工会要公开或秘密地组织工人纠察队，保障民主政权。
“东园诸葛亮”
办报演讲传播革命
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谭天度曾在邓中夏身边工作。李淼翔告诉记者，他整理过不少谭老的回忆文章。在其中的一篇中，老人深情地回忆当年聆听邓中夏作报告的情景，“在工人集会上，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的时候，大家总是鸦雀无声、肃然静听。有些地方离讲台太远，其实听得不太清楚了，但许多人还是侧着耳朵希望能听到。”
邓中夏的演说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1919年，他还在北大求学时，就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带领同学们宣传新思想。他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庙会上谈《谋大学教育之普及》，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认真反省，意识到自己离群众太远了，张嘴都是文词，老百姓不爱听。隔日，再去，这回他的题目换成了《现在的皇帝倒霉了》。一吆喝，就吸引来大批群众。
后来，他投身革命，领导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四处奔走演讲。本是一口湘音的他，怕人听不懂，便学习各地方言。1933年，他在上海化名召集集会和演讲。，一些老工人听了以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就是口音不大一样。”
在广东工作期间，邓中夏得到工商农学各界人士的认同，被誉为“东园诸葛亮”。他秀才出身，足智多谋，能言善道，几乎所有人都被他感染，心悦诚服。
罢工伊始，他亲自创办机关报《工人之路》，并在繁忙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工人之路》上有关革命政策的重要评论，都由他亲自撰写，有时三更半夜还亲自校对。他的文章观点明确又通俗易懂，很容易在工人中产生共鸣。同时，他讲究宣传教育的策略，常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取得上佳效果。
故事钩沉
两次婚姻
一苦一甜
邓中夏一生有两次婚姻。记者在宜章采访时，太平里乡原乡长吴楚田讲述了邓中夏的第一次婚姻。邓中夏的原配夫人杨贤怀，出生于宜章县沙坪乡樟桥村一大户人家，曾就读于长沙务本女子学校，1916年嫁入邓家。但邓中夏对邓杨两家“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非常不满，洞房之夜没有圆房，婚后3天，即孤身返回湖南高等师范继续求学。他曾写过休妻书，遭到父亲邓典谟的反对。此后，邓中夏多次回家省亲，也没有与其同房，因此没有子嗣。
邓典谟在抗战时期组织群众抗日，日本人一把火烧了邓家的房子，所有什物化为灰烬。但邓中夏使用过的雕花大床、皮箱等物品现在却在故居展出，原因就在于杨贤怀当时曾搬出邓家老屋，因为思念丈夫，所以把邓中夏的物品一起带在身边，可见她用情之深。杨贤怀终生未改嫁，1983年去世，享年91岁。
邓中夏的另一次婚姻发生在广东。她的第二任妻子叫李瑛，后改名李夏明，湖南江华人，是邓中夏的亲密战友、省港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李启汉的妹妹。1925年，李启汉把母亲和妹妹接到了广州，他们一家人和邓中夏住在一个大院里。李瑛非常尊敬邓中夏，时常照顾他的生活，两人因此产生爱情，并于1926年春天结为连理。
李瑛与邓中夏感情笃深，二人育有4个孩子，但在颠沛流离中，或者夭折，或者失散，一个都没有留下。后来，邓中夏被王明左倾路线迫害，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全家只能靠李瑛在纱厂工作的微薄收入生活，但她从来没有过怨言。1933年，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敌人要她指认邓中夏，她严词拒绝。邓中夏牺牲后，她去往延安，继续丈夫的革命事业。
专家点评
理论先驱
知行合一
——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认为，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中夏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1923年到1924年间，邓中夏先后在《中国青年》、《平民》周刊、《中国工人》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点之后，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邓中夏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27年春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小册子中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立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从他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在大革命初期就已经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了正确的未来发展道路，难能可贵。他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成立具有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罢工委员会，团结各阶级力量，主张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发动工人下乡参与农民运动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地践行了这些理论。
故里寻踪
“中夏故里”名声扬
暮春时节的一个雨天，记者专程来到湖南郴州宜章县，复又辗转近20公里，到达县城东北的太平里乡邓家湾村。这个背靠后龙山、面朝樟河水的小村庄，就是邓中夏的家乡。
村支书邓立生撑着伞，在路口等候多时了。他领着记者来到邓中夏的故居，这是一幢湘南民居风格的四垛二层的青砖瓦房。据介绍，旧宅于1944年被日本人焚毁，现在的房子是1983年按原貌重建的。老屋占地不过121平方米，曾生活着他们和叔父两家人。邓中夏在这里入私塾，进小学，升中学；1914年，他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去往长沙，在那里结识了毛泽东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学子。
宜章县史志办工会主席谢水军在缅怀这位家乡人时说：“他就像一团火，一生都在燃烧，他周围的人都被他感染，被他鼓舞。”在北大求学时的寒暑假，他回到家乡，会在祠堂讲演、在学校上课，把新的思潮带到山村。那时的他，是整个村子的骄傲，当乡亲们问他以后要当个什么样的大官光耀乡里时，他回答：“我要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天地！”
历史的车轮辗过，如今的邓家湾村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同乡而荣耀。1994年，为纪念邓中夏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邓中夏故居”匾牌，尉健行亲自揭牌。那一年还修通了县城通往村庄的中夏公路，建成了一座中夏希望小学。
邓立生告诉记者，故居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近万人前来瞻仰。村里还要在邓家湾建一个邓中夏纪念馆，开发红色旅游，带动农民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