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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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下午6点，原来晴热高温的常州突然变天，90岁的老人沈允林坐在环北新村的家里，拿着一张老照片喃喃自语，“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是共产党开的银行。”这张老照片摄于1947年的南京，当时沈允林只有26岁，刚刚进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两名安插在银行内部的地下党员一起工作、生活。直到解放后，沈允林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近日，他又得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解放前自己曾工作过的这家银行，竟然是周恩来打造，共产党控制，“潜伏”在国民政府首都的金融机构。
据快报记者调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位于昔日的太平路335号，今天的太平商场附近。这里距总统府只有千米左右的距离。很难想像在国共两党不共戴天的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政权的最核心地带，竟然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共产党人，竟然运转着一家“红色银行”。
民国户籍卡勾起往事
5月9日，快报A8版刊出了一篇名为《南京发现“宋美龄民国户籍卡”》的报道，该报道称经过3年清理消毒，150多万张民国户籍卡片重见天日。通过这些泛黄的卡片，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都可以找到当年在南京居住生活的“印记”。南京市档案馆表示，民国户籍卡片已经逐步向社会开放，提供查阅。如果读者有亲人1945年至1949年在南京居住、生活，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档案馆查阅。
这则消息引起了常州市民沈一新的注意，因为他和父亲沈允林、母亲蔡静珍，曾于解放前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看到报道的第二天，沈一新就赶到南京市档案馆，请工作人员帮忙查询相关户籍资料。档案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沈允林和蔡静珍两人的民国户籍卡，并把照片发往沈一新的电子邮箱。沈允林和蔡静珍夫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找回60多年前的“户口本”。
6月6日，沈一新把这些照片发给了快报。由于年代久远，沈允林和蔡静珍的户籍卡有些泛黄，但内容看起来却很规范。沈允林的身份证号为“2字116300”。据了解，当时户籍卡片上的身份证号由字和号组成。“字”代表居住的辖区，1字是现在的玄武区，2字是现在的白下区。
户籍卡显示，沈允林生于民国10年（1921年），本籍江苏武进，从民国36年（1947年）4月开始在南京居住，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业的“业别”一栏填的是银行，工作地址是太平路335号。蔡静珍的卡片相对简单些，她生于民国17年（1928年），本籍和沈允林一样，也是江苏武进，初中毕业，职业一栏填的则是家务。
沈一新表示，让他父母感觉很惊奇的是，户籍卡上的“户主”一栏是胡彦尊的名字。“我父亲当时在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胡彦尊是银行经理，可我父亲此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户主竟然是他。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原址太平路335号，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如果还在的话，能否建议给予保护，毕竟它也算是历史文物了吧。”
消失的建业银行南京分行
沈一新提供的线索显示，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在当年的太平路上。据了解，当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种金融机构迅速前来“扎根”。到1937年，除了特许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汇局等5家银行机构外，还有省市银行、商业银行等共30家，新设银行多在中山路、太平路一带。
据南京市地名办专家介绍，民国时期的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太平南路，“而且是从中山东路到白下路这么一段。”当年的太平路，是南京商店最集中的地段之一，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买口红就去太平路上的太平商场，准没错。
6月8日，南京高温，但法桐树“笼罩”下的太平南路却并不是特别闷热。从中山东路拐进太平南路，抬头依旧能看到“商业街”的招牌。顺着路往里走，能陆续看到宝庆银楼、古籍书店、太平商场、绿柳居等老字号，可惟独不见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在路边树下乘凉的市民老徐说，“我从解放后就搬到太平南路了，这里的银行倒是很多，交通银行、建设银行都有，可从没听说过建业银行。”站在一旁等公交车的市民老张也表示，“我在这生活了50多年，不知道有这个银行啊，可能解放后就消失了吧。”
周边居民不知道，相关部门也难以查到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下落。南京市白下区民政局地名科工作人员为难地说，“因为这一段地名变更过，所以当年的太平路335号很难查找了。”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对建业银行也感到陌生，“我们没有听过这个银行。”
6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帮忙调出了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胡彦尊的户籍卡。胡彦尊的名下，竟然挂着23个人，且地址都是太平路335号。“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度，胡彦尊是经理，因此成为银行员工的户主并不奇怪。我们还发现过，当时一个国民党情报组织的头目，也是手下几十个人的户主。”
然而，胡彦尊名下的23个人里，有一个人却特别引人注意——1938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王首民。为什么地下党会成为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员工？这个银行到底有什么秘密？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沈允林知道。
“通过熟人介绍进去的”
6月9日下午，常州高温，沈允林坐在环北新村的家里，手中捏着张老照片，“这是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开业那天照的，银行在太平商场附近，但门面不大，很低调。”照片中的沈允林梳着分头，穿西装打领带，由于年代久远，只能依稀看出他身后的大门上，写着“南京分行”四个字。照片的背面还写着拍摄日期：民国36年5月12日。
沈允林说，他出生于常州的大户人家，父亲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很小的时候我就去上海生活，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前，洋行把我和母亲送到汉口避难。由于走的时候很匆忙，很多东西没带出来，母亲一着急就去世了。洋行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把我送到香港避难。”
“局势稍稍平稳后，我又回到上海读高中，毕业后又念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年我左右手都能打算盘。”沈允林回忆说，“一开始我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可不久就关门了，后来去了建业银行当办事员。”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1943年，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创办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久大盐业公司，拟创办一家集聚社会游资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的银行。根据当时的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方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因此建业银行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资本1000万元。1944年6月1日开业，总行设于重庆，行址为重庆民族路117号。原和济钱庄董事长旺代玺任董事长，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财务协理范鸿畴（范旭东的堂弟）任总经理，龚再僧任常务董事。1945年1月，因总行业务部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请辞，由李维城代董事长，龚再僧代总经理。后经增资改组，范鸿畴改任董事长，龚再僧担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龚再僧陆续在长沙、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增设分行。
沈允林能进入建业银行，范鸿畴和龚再僧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家和范鸿畴有亲戚关系，我的五叔沈国燕当时在重庆总行当襄理，也就是三把手。后来调到上海筹办分行，有时候便带着我和龚再僧一起吃饭，后来便让我进入建业银行工作。”
时至今日，沈允林还保留着一张建业银行服务证，上面写着：兹有沈允林君系江苏省武进县人……于（民国）36年4月进入本行为行员，合予证明。签字者正是龚再僧。
和两个“进步人士”住一起
1947年刚到南京工作的时候，沈允林还是个单身汉，银行便安排他住在位于八宝前街的员工宿舍，舍友是王首民、张庆祥、恽敏善。沈允林和张庆祥都是办事员，王首民的职务则是会计股长。沈允林表示，几个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相处得很融洽。“恽敏善虽然也是常州人，但他性格比较孤僻，我们不怎么和他啰嗦。”
“王首民经常带我去当时的中央银行，参加银行员工联谊会，有时候叫我帮他送些东西。”在沈允林的印象里，王首民和张庆祥都是“很进步”的人，“他们经常给我看从解放区带过来的报刊，当时国共双方在打仗，国统区的报纸和解放区的报纸，关于战争结果的消息常常是截然相反的。”
沈允林回忆道，建业银行除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与永利、久大等公司业务往来很频繁，“范旭东在江浦有个厂，每个月厂里发工资的钱都要从银行走。当时江上没有桥，工厂就会派轮船到岸边，银行则派汽
车把钱送上船。王首民很信任我，有时候就叫我去送钱。还有一次，我们查出来有位银行副经理，私自把库房里的金条拿出去抵押，王首民知道后很不高兴，他为人很正直。”
后来，沈允林在南京娶蔡静珍为妻，并生下沈一新，而王首民又成了蔡静珍的救命恩人。“王首民的夫人得了伤寒，找了个西医来看，结果病没好人却去世了。”后来，蔡静珍也得了伤寒，王首民一家便给沈允林推荐了一个有名的中医。“但那个医生吸食鸦片，白天从不出门，只有晚上才出来替人看病。我和王首民只好半夜出去请医生，吃了一天中药病就好了。要不是有他的话，结果真不好说。”
楼上就藏着国民党特务
八宝前街的房子，是银行帮沈允林、王首民等人租的。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住在二楼的房东有点不对劲。
“房东姓陈，四十多岁，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职员。”沈允林说，这个陈姓房东很有钱，还包了一辆黄包车。“那时候，能买车的人是少之又少，有钱人出门多是靠包车。他们的包车和普通的黄包车不同，因为拉车人都随身带着鸡毛掸子，放下客人后就会用掸子清扫灰尘。”
时间久了，大家逐渐发现，陈姓房东是个“怪人”。因为他家的保姆一天换一个，似乎生怕别人知道房间里的秘密。“而且他根本不和我们说话，有一次，恽敏善从常州带回来一些猪肉，就想送给他一些，毕竟住楼上楼下的。可他看都不看就扔了，说自己从来不吃农村来的东西。”
更惊悚的事发生在后面，“我们发现每到晚上，房东的房间里都会伸出天线。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是想偷电，可后来发现不对，那很可能是监听的工具。”于是，沈允林便和王首民、张庆祥去警察局报警，但过了一段时间，警察根本没来处理。“我们隐约感觉到，这个房东似乎是有后台的，后来干脆搬到棉鞋营住。搬走之后，我们曾回八宝前街玩，邻居告诉我们，那个姓陈的房东果然是个国民党特务。”
渡江战役前被遣散回家
转眼到了1949年2月，当时解放军正厉兵秣马准备渡江，南京城里一片混乱。“有一天，银行领导给我们开会，说打仗是迟早的事，现在银行业务越来越少，所以要把职员暂时遣散。”这意味着，沈允林必须得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走，因为当时银行工资比较高，而且吃饭甚至抽烟都是公家买单，个人基本没有什么多余的花销，所以即使我爱人不出去工作，我们一样可以过得不错。”沈允林说，“我们家旁边是一家外国人开的饼干厂，我给儿子买饼干，都是一罐一罐往家里搬的。”
后来，正是发生在这家饼干厂的一件事，让沈允林夫妇下定了回常州的决心，“当时南京物价飞涨，大家拿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去买东西。饼干厂虽然已经停产，但还是有人跑进去抢面粉，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堆面粉的池里，活活被呛死了。”1949年2月，沈允林夫妇决定带着儿子回常州。2月15日，银行给他开出了一张证明书，上面写着：沈允林君在本行担任办事员，计服务1年9个月特此证明。
蔡静珍至今还记得，当年一家人在下关坐火车逃离南京的情景。“那趟车是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站人非常多，火车一来都争着往上爬，甚至还发生了踩死人的事件。我们一家回常州的时候很匆忙，只带了钱和衣服，家具全丢在南京了。”
现存于南京档案馆的“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员工薪金表”，清楚地记录了当年职员被遣散的全过程。1949年2月的薪金表上，突然多出了一栏“旅费”，显示发放给沈允林等数名职员10万金圆券。“说是旅费，其实就是遣散费。”这从侧面印证了沈允林夫妇在那个月离开南京的说法。
到了1949年4月，也就是渡江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薪金表上又多出了一页“应变费”，备注一栏里写着：有家属职员发放10块银元，无家属职员发放5块银元，工友（司机、洗衣工、厨师等）发放3块银元。此时拿到银元的有王首民和张庆祥，他们似乎并不急于离开南京。
再回南京，熟人是共产党员
回到常州之后，沈允林借丈母娘的房子暂时安定下来，随后和蔡静珍又生了一个孩子。“我想尽快在常州立足，就用南京工作期间省下来的钱，在青山路开了一个卖副食品的小店，收入还不错。”沈允林说。
随着局势逐渐平稳，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宣告复业。1950年9月1日，银行方面给沈允林寄来一封信，里面写着：因业务需要增添会计部门工作人员，有条件复用前离职人员，到行后暂试用一月期满工作成绩良好予以正式录用……不过，考虑到要照顾家小，沈允林并没有前去南京。
1951年4月20日，沈允林又收到了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信，这次信封里还附带着一位老同事的信：此间人手甚少，工作紧张，望你接信后速速来宁。“收到这封信，我就去南京工作了几个月。”
沈允林回到南京后1个月，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建业5家银行宣告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原先的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胡彦尊，成了总管理处的秘书处副处长。沈允林还得知了一些更惊人的消息——原先和自己住在一起的王首民和张庆祥是共产党员，甚至曾经一起吃过饭的建业银行总经理龚再僧也是共产党员。
龚再僧原名龚饮冰，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为建业银行总经理之后，下属分行均安排有地下党。成都分行有孙克钦、张显惠、华永福，上海行有王首民、张庆祥，后均调南京分行，天津分行无党员，但聘请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党员间单线联系，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
龚再僧“暴露”于1949年5月28日。当天，他手持陈毅、粟裕亲自签发的命令，率队来到上海外滩接管中国银行，一些老行员看见身穿解放军军装的龚再僧时都惊诧万分，“他不是外滩的建业银行总经理吗？”
建国之后，龚饮冰曾出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王首民则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从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办公室主任上调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1955年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国公私合营银行联合香港办事处（联办处）主任。“解放前，我只知道龚饮冰和王首民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部门领导，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事后回想起来，当初发现八宝前街的房东不对劲，王首民之所以去报警，可能就是一种试探。”
“这是共产党的银行”
重回南京工作了几个月后，考虑到爱人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开店，实在忙不过来，沈允林就又回到了常州。沈允林说，文革期间，他因为解放前在银行工作过，被送进了“学习班”审查。“被审查期间，我想到了王首民，只有他能说清楚我的问题，但当时我们已经断了联系。”
文革结束后，沈允林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他当过菜场会计，退休后又给企业当会计，收入比较可观。他原本以为，自己就将这样度过余生，可最近儿子沈一新又有了新发现——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一书中提到了建业银行，“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建新厂。新厂进口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决定给三百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国民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作为公款，企图并吞新建工厂。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以取得周转资金。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百分之十七，后来百分之四十四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
在重庆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发行，印量仅2000册的《重庆金融》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周恩来派龚再僧与范多次晤谈，决定由中国共产党投资帮助建立。银行命名建业，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资本1000万元，其中和济钱庄、振华银号原股本合计为350万元，余650万元是扩充的新股。新加入资本中，永利和久大公司投资最多，龚再僧受党组织委托出面的投资居次。1945年5月股东大会增资改组，增资为5000万元，中国共产党的投资转占首位，占资本总额的44%。在龚再僧的领导下，建业银行下属分行均安排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成都行有孙克钦、张显惠、华永福，重庆除龚再僧本人外有夏用光，上海行有王首民、张庆祥（后均调南京行），天津行无党员，但聘请天津广大华行协理、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党员间单线联系，分散在各地行，一面对党的投资负责，一面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
“看到这些之后我们才发现，父亲原来工作的单位，可以说就是共产党的银行。”沈一新说。
“不知他们还在不在”
6月10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帮忙调出了一卷建业银行总行的会议记录。1951年6月24日，建业银行举行股东大会，时任建业银行总经理李倜夫在《行务业务报告书》中提到：1950年初到7月5日为止的一个阶段，银行还是私营身份，本人感到非求根本解决办法，无以图存。乃北上商之于龚饮冰同志，以本行原系革命资本与民族资本结合而成，应可申请公私合营……
“革命资本与民族资本结合而成”，这再次说明了建业银行的身世。沈一新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这样看来的话，那我父亲真的在解放前为共产党的银行工作过。当时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办这种银行，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建业银行是不是真如相关文献中记载，是共产党控股的银行，南京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表示，“当时南京分行的经理胡彦尊，可能是地下党的外围人员，但建业银行的具体情况，我们并不清楚。”得知这个消息后，沈允林沉默了一会，因为文革期间为了少惹麻烦，他把此前的日记全部烧掉，“如果这些日记保存至今，或许能得到更多的资料。”
这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始于1947年甚至更早，但如今似乎并没有画上句号。当年建业银行的总经理龚饮冰，和潜伏在银行内部的地下党员王首民，已经先后去世，挂在胡彦尊名下的那些职员，也很难查到踪迹。“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不知道他们知道建业银行的真实身份后，会想些什么。”沈允林捏着老照片说。
相关链接
龚饮冰（龚再僧）
与建业银行
龚饮冰，1896年9月28日生，湖南长沙人，曾用名龚再僧、龚泽鸿，化名张若臣，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银行家。
1927年马日事变后，龚饮冰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受党中央领导，曾任中央主管会计并负责白区交通通讯机要财务等工作。抗战爆发后，龚饮冰在重庆以商人身份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为发展永(利)久（大）集团化学工业需要办银行融资，将重庆和济钱庄、成都振华银号改为建业银行。他知道龚饮冰“饶有资金”，联系他参与对银行投资。当时党组织考虑到龚饮冰侧身银行便于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同意龚饮冰与范旭东共同在重庆投资设立建业银行，1944年6月该行正式成立，龚饮冰任该行常务董事，1945年2月代理该行总经理，6月选为总经理。1945年，为了进一步深入国统区扩大银行掩护地下斗争，龚饮冰决定将因战争未能开业的柳州分行迁沪，改为上海分行，并亲自开展筹备工作。1946年，建业银行总管理处迁沪。该行以沪行为枢纽向沿江沿海及北方发展，先后在南京、汉口、天津设立分行。为对党的投资负责，龚饮冰在各分行陆续安排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连同部分家属党员在银行业务掩护下为党工作。1948年4月龚饮冰去香港前，曾去建业银行成都分行安排秘密工作。1949年初，他离开香港赴北平。后随解放军南下，在上海兼任建业银行董事长，不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在任期间，为增厚私营行庄实力，命令限期增加股本。1949年10月龚饮冰调往北京，仍兼建业银行董事。
□快报记者 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