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高山青松伫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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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朱良骏 文／图
五月的广州，木棉怒放，繁花似锦。
珠江两岸车水马龙，北京路上人流如织。
“广州以及广东今天的繁荣，与陶铸主政15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广州东山区一栋幽静的小楼里，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年近九旬的关老说，陶铸这个名字，已经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
再度赴穗：高歌唱出花千树
英雄便是活神仙，
高歌唱出花千树。
——陶铸《踏莎行·翠滴田畴》
1925年秋，17岁的陶铸满怀投身革命的志向，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1926年，陶铸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陶铸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离开广州北上。
一别24年。1951年底，中央一纸调令，百战归来的陶铸再度赴穗，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经年的战乱，广州百废待举。关老回忆，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1930年5月曾与陶铸并肩指挥“厦门劫狱”的战斗。老战友一见面，陶铸就对王德说：我到你这儿来，到处坑坑洼洼，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新中国的新气象。
然而“口袋空空”的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
“抹粉要抹在脸上”。建设祖国美丽的南大门，没有钱怎么行？1953年5月，陶铸兼任广东省代主席，决定把广东市政建设经费的3／4拨给广州市。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从企业利润中提取5％给广州市作城市建设维护费。
解放初期的广州，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还亲自上阵担泥挑土，改造臭水沟。关老介绍说，麓湖原是荒山环绕、杂草丛生的一片洼地，每当雨季泛滥成灾，街道、农田变成泽国。陶铸发动群众大干两个多月，建成了美丽的麓湖公园；东山湖原是污秽不堪的一片臭涌和农田，蚊蝇孳生。陶铸指定专人负责，经过一年多努力，东山湖公园建成开放，广州遂有“东湖春晓”美景；流花湖一带原是牛皮寮，行人路过都得掩鼻，在陶铸关怀下也建成了秀丽的人工湖；荔湾湖原是一个个污水塘及一片片西洋菜地，陶铸要求建成既美丽、又能防洪、蓄洪的人工湖，“水浸西关”自此成为历史；白云山原是市郊的一个荒山秃岭，陶铸带领干部群众上山刨坑种树，如今变成广州的“城市之肺”……
不仅要把广州的公园建设好，还要在马路两旁都种上树。1956年，陶铸在越秀山作了植树绿化的现场动员讲话并带头种树。此后，广州一直坚持发动群众栽花种树，并成立了专门的绿化部门。陶铸还将当时全省造林绿化先进县——电白县的县委书记调到广州任副市长，主抓造林绿化。如今，广州市森林覆盖率达38．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1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2．62平方米，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
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解放前，珠江上有3万多“水上人家”，他们祖祖辈辈漂泊在珠江河面，捕鱼捞虾、搬运摆渡……生活异常艰苦。陶铸多次到珠江岸边，深入到“水上人家”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与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在珠江南岸的滨江路和跃进路等地，分期分批建造新房，结束了数万渔民、船工们风雨飘摇的生活。看到珠江两岸布满零乱不齐的大、小码头和破烂建筑，陶铸决心大力整治、改建。1965年4月，随着滨江大道工程的竣工，珠江展现出“眉清目秀”的风采。
1966年6月，陶铸奉调入京，在离穗前和大家话别时反复叮嘱：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把市政建设搞好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
六到深圳：忽惊树杪涌清漪
偶见晴空飘白练，
忽惊树杪涌清漪。
——陶铸《登庐山》
徜徉在东湖公园，抬眼就能见到陶铸手书“深圳水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镶嵌在水库大坝上。
1959年至1964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曾六下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其中两次与深圳水库有关：1959年11月15日，出席深圳水库动工典礼；1960年3月5日，出席深圳水库主体工程完工庆功大会。
在深圳市史志办副研究员詹延钦眼里，陶铸1961年5月和6月的两次深圳之行意义更加重大。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指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6月，陶铸再次到宝安调研，提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恰恰是这两次的深圳之行，“文革”期间成为陶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之一。
“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勇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的初步尝试。”詹延钦说：“正是这样的‘小开放’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大开放’。”
时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的李富林生前曾撰文回忆：历史上，宝安、香港两地群众往来密切。宝安农民挑上三担稻草，到香港可以换回100斤尿素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可卖几十元。在海边河涌捞到的杂鱼、虾蟹，也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但由于1956年起边境封锁，宝安的对外贸易近乎停止。1959年，香港出现劳工短缺，内地出现饥荒，导致宝安民众大量逃港。针对这些情况，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政策，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时，陶铸仍然采取默许的态度。
詹延钦说，在陶铸的默许乃至暗中支持下，宝安县1961年6月开始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同时偷偷出口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很快，群众的生活好了，逃港现象少了。尝到甜头的宝安县委决定更大规模对香港开放，首先开放沿海一线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第二步开放龙岗、平湖、观澜、龙华等8个公社，同时开放南澳、盐田、沙头角、罗湖等13处口岸。1965年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宝安县自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宝安不但基本上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还借粮给博罗、海丰、惠阳等地。
南粤走遍：丹青何事费踌躇
如此江山不入画，
丹青何事费踌躇。
——陶铸《潮汕早稻》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关老回忆称，陶铸主政广东初期，每年都要从外地调进约10亿斤粮食。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陶铸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要求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全党、全国都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还没有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这个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是需要过人胆识和正确判断的。”关老说。
当时广东每年水稻种植面积3000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有900多万亩。为了发展农业，陶铸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一到农闲他就组织干部群众筑堤修渠。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雷州半岛的青年运河、防风林、阳江海陵大堤以及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高州水库、汤溪水库、深圳水库及东深引水工程等，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陶铸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当时广东110多个县，他走了105个。全省起关键性作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如24座蓄水1亿立方以上的水库，都有他考察留下的足迹。
广东地处沿海，每年稻谷成熟时，正碰上台风季节，年年受灾减产，陶铸为此很是苦恼。他听说潮汕地区地少人多，当地农民讲究精耕细作，种地像绣花，很有成效，于是就常到当地调研取经。1958年夏，陶铸到潮汕一带，发现当地两位青年农民研究出既可防虫，又抗倒伏，亩产千斤的“矮脚南特”水稻。他表彰了两位“泥巴秀才”，同时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推广。在陶铸的关怀鼓舞下，新会培育出更好的“矮仔粘”，东莞培育出有名的“珍珠矮”等新品种。这些矮秆水稻后来推广到江浙等地，为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以陶铸为“班长”的省委的正确决策下，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65年，全省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上调给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
陶铸对广东的工业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陶铸从实际出发，大抓“五小”工业（小五金、小化肥、小水泥、小电力、小水利），并大小结合，把广州原来仅有几十个人的小型纺织加工厂，扩建成三个大的纺织厂。他还给中央写信，批准在广州建设一个造纸厂。由于广东是国防前线，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工业项目没有一个落户广州。陶铸认为，广州的工业建设应以轻工业为主，但决不能满足于只有轻工业。为此，他决定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新建广州氮肥厂、广州钢铁厂等一批重工业工厂。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需要有2000吨以上的水压机，当时我国只有3台，陶铸亲自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终于给广重拨来了一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陶铸顶住压力开办了“广交会”，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在陶铸离穗赴京前的1965年，广东工业总产值达63亿元，是1949年的近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