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安全第一”往往被“发展第一”取代。在这样的思维笼罩之下，公共安全靠侥幸而维持，“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代之以“不出事就好”。

　　7月5日，北京地铁发生了重大死伤事故，祸首是电梯。毫不意外地，出事电梯型号被停用，全国开展了电梯安全隐患排查，媒体回顾和报道各地的电梯事件。与电梯安全有关的一切，迅速上升为公共安全的主题。

　　这样的后续反应，我们是很熟悉的。例如一场重大火灾以后，会有消防安全大检查；例如“健美猪”曝光以后，会清查瘦肉精。不过，重大火灾伤亡仍不时而出，瘦肉精也继续出产。以瘦肉精为例，农业部调查河南“健美猪”为“个案”不久，媒体近日又报四川破获最大瘦肉精案件，1.2万斤大多销出。

　　情况似乎是这样：事发以后就查隐患；事情没有发生，隐患就权当没有。很多重大火灾后，我们能发现“早已下过消防隐患整改通知书”，这就是说隐患发现了，不整改也可以；有了整改通知书，大家就都可以交差了；不整改的人可以交差，监管者也可以交差。这是隐患已经发现了的情况，没有发现的呢，那就更没有问题。

　　我们也知道，事故过后查隐患，往往是“不搞扩大化”的，只要“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电梯出事，就查电梯；发生火灾，就查火险。“举一反三”，就是由这种扶梯到那种扶梯，再也不要发生逆行事故。“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即使做到，也并不令人欣然。最好的情况，是扶梯可能确实不再逆行，但下回可能会有扶梯夹人的事件。扶梯可能有别的事故呢，直梯可能有各种事故呢，这是难免的。最坏的情况，可能逆行的事故还会再出。

　　媒体到底是更能“由此及彼”的。除了普遍关注了电梯，还有一些媒体向地铁安全提问，例如有媒体就对北京地铁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安全疑问：扶梯是否安全、通道是否合规、站台是否太窄、信号为何常出意外、电力为何有时停摆、洪水为何倒灌、火险是否清除、屏蔽门为何未全面设置。这些提问，涉及到了地铁行驶安全之外的诸多方面，也可以视为向全国所有地铁系统发问。

　　我想，这大概也是媒体可以做到的极限。毕竟，新闻就是这样，它永远面对着一个事件、一种个别，从个别去“由此及彼”，仍然只能是“扩大”到一个类型、一个局域，而不可能推广到总体。从北京地铁的扶梯推广到全国的扶梯，这是权力部门的视角，媒体推及到全国地铁系统的安全，这就是限度。

　　还能怎么样呢？我们难道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就将“举一反三”的范围扩大到公共安全的全部领域吗？以重大安全事故出现的频率，我们岂不得天天“总动员”。

　　然而，公共安全又确实处在“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之中。食品问题、环境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公共设施问题……哪一个问题都包含着诸多现象，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铅超标、镉中毒、化工泄漏、人群踩踏、电梯逆行……无穷无尽的事件，不时出现，威胁生命、财产或健康，影响公共生活的质量，乃至改变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使人提心吊胆。

　　我们的公共安全似乎存在着一种总体性危机，而不是哪一方面、哪一事项的问题。一个具体的事件，只是公共安全状况不良总体局面下的个别显现，不是总体良好的公共安全状况下的个别意外。一段时期以来，“安全第一”往往被“发展第一”取代。在这样的思维笼罩之下，公共安全靠侥幸而维持，“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代之以“不出事就好”。

　　北京地铁电梯事件，出事电梯曾经在深圳出现过逆行，并被鉴定为设计缺陷，这是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设计、材料、施工、安装、管理，所有的方面，“过得去就行”，最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确实“过去了”，但按照概率，仍将有“过不去”的情况接连出现。于是我们既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同时也不断震惊于恶性事故的消息。

　　就在北京地铁电梯事件之前几天，青岛胶州湾大桥在护栏尚未装好的情况下通车了，专家竟然说，这对通车没有影响，交警也出面说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就在北京地铁电梯事故后，《环球时报》还以之为例发表社评“别让坏消息破坏我们的心情”，认为大量的坏消息“既真实，也构成空间上的虚假”，“在真实世界中，危险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近”。

　　要怎样才算“危险近了”呢，要怎样才应该心情低落呢？难道非得像丢失自行车那样普遍才算问题，但那样我们难道不也有一种“机会均等”的淡然，当差不多人人都丢过自行车时，丢自行车也就不算是一个伤害，就像战乱中的人们能淡化死亡的伤感。公共安全状况还要差到什么程度，才适合“破坏我们的心情”。生命并没有被安放在稳固的基座上，而人们心情大好、情绪稳定，这就是缺乏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傻乐”。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