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租婆的故事

　　自打成家过日子起，我从没在超市买过鸡蛋，只要家里鸡蛋将尽，我就会提起篮子，直奔南七附近一个叫“张小郢”、人称“倒蛋基地”的城中村。

　　1995年大学毕业，我就在这里租住了一年多，那时道路比现在还要泥泞，还有一座臭不可闻的旱厕。可是它距离我当时的单位班车站很近，而且房租很便宜——只要50块。

　　房东40来岁，典型的麻利、泼辣、精明却也有些小善良的“城中村妇女”，上下各四间的两层小楼房就是她的家业，我所租住的一间小房子，其实是搭在她家二层平台上的一个小“披厦”。石棉瓦做顶，红砖垒墙，只留一个瞭望孔一样的小窗。没有粉刷、没有卫生间，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张用两条长板凳搭一块竹笆子的“床”。

　　刚搬进去时，除了凄凉，就是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搬走！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男友每周五过来看我，我们买一点点荔枝或葡萄，坐在桑拿房似的小屋里慢慢吃、慢慢讲话，也不觉得特别热。临走时，他照例会从楼下的压水井里帮我拎两桶井水，从不过夜。

　　房东渐渐对我有了好感，我听到她对别人讲：“大学生就是懂规矩，谈朋友从不在这里过夜。我就忌讳这个，俗话说，宁停丧、不停双嘛！”

　　每晚总是扯着嗓子冲着我的小屋喊一声：“丫头哎~~门关好啊！我们这块哄个(什么)乌龟王八贼都有！”

　　因为房租便宜，城中村里除了我这样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外，更多的是鸡蛋贩子、水果贩子、板鸭贩子等各类小贩；磨刀铲剪子、杀鸡宰鹅、木工瓦工漆工等手艺人；还有算命先生之类的，总之都是一些社会最底层、没文化、或靠卖力气或靠卖嘴皮或靠赚取批发与零售差价的各色各样的人。

　　楼下贩卖巢湖毛草鱼的老头，捧着一把毛草鱼，换回四个破了壳的鸡蛋，蒸上一碗，再配两个巷口买来的大馍，就是一餐。

　　我那时在一家很有名的、生产瓷砖的外企上班，每天早上倒完痰盂，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穿过城中村泥泞的小巷，去追赶外企很气派的班车。

　　日子就在每天的上班、下班、加班、出差中，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

　　不久，我和男友结婚了，我们找了处房租100块的筒子楼的顶楼、朝北的一室一厅，终年不见太阳、冬冷夏热，但是有独立的卫生间，再也不用半夜心惊胆颤地去公用厕所，再也不用化着淡妆去倒批批满满的痰盂了。

　　搬家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带着一点点可怜的家当，老公在前面七歪八扭地骑着楼下卖毛草鱼老头的三轮车，我在后面推。顾不上打伞，雨水顺着我们年轻的脸庞，流淌。

　　带着新婚的幸福与兴奋，我们这个月买台冰箱，下个月买台洗衣机，买小白菜烧汤、买青椒炒肉丝、买烤鸭蘸酱。

　　我们开始请同学和朋友来家里吃饭，经常做的就是鸭血豆腐酸辣汤、上海红肠、五香蹄髈炖粉条、东北大什锦。没有凳子，就都“猴”在房东那张半旧的棕绷床上，经常是床翻人仰，大笑后爬起来，接着吃！

　　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在美国安家，有的已是某行业的专家、有的是外企高管、有的是私营老板。

　　但是每回聚会或电话，总是不约而同地想起我烧的那些解馋的硬菜们，想起那张“倒蛋”的棕绷床……

　　租住在筒子楼的两年时间里，我跳槽到了另一家外企，热情地工作、开心地生活，老公安心地攻读博士学位。

　　那时，小白菜一毛五一斤、蹄髈三块五、三块钱的盒饭一荤一素还加俩荷包蛋；那时，公司给我配了台中文BB机，相当于现在的“爱疯”，别在腰上，出去很是有底气。

　　筒子楼里，我们生活得很满足。

　　直到有一天，老公用高兴得变了调的声音告诉我：“学校分房子给我啦！！！”

　　那是坐落在高校里的几座公寓房中一套，两室一厅，明厨明卫；站在北阳台，抬眼便看到不远处的图书馆；围墙上爬满了粉色的蔷薇花……

　　我再也不能多等一分钟，联系了搬家公司，当晚就搬家！

　　那晚，又是倾盆大雨。

　　可我不想打伞，我在雨中欢笑：“看！老天也为我们高兴得笑中带泪了！”

　　我有房子了！后来，我们还有了可以租给别人的房子。

　　□ 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