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润昌的家已闲置很久

　　看见儿子到来，杨润昌激动起来

　　记者刘先兵/文 曲鸣飞/图

　　7月4日，在宣威市精神病医院住院部，62岁的杨润昌与儿子王连英一墙之隔，杨润昌在窗外，王连英在窗内。看见儿子到来，杨润昌激动起来。约5分钟的对话里，她一直不停地说话。言语中尚能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年龄及儿子的名字。但关于“井水下毒”、“被人跟踪20余年”之类的话语，着实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2008年，杨润昌丈夫生前所在的羊场煤矿委托一家精神病鉴定机构鉴定她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杨润昌的6个子女得知此消息后，一直坚称母亲没有精神病，如此“被精神病”，是因母亲经常上访维权，矿方借一纸鉴定将母亲限制在精神病医院，剥夺了自由。为此，儿子王连英欲将羊场煤矿等单位告上法庭，除要求赔礼道歉外，还将索赔60万元精神损失费。

　　数次上访

　　杨润昌反映不同问题

　　在王连英看来，母亲之所以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与数年前家中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有直接关系。

　　1989年，王连英的父亲黎万福（王连英自述：他跟随干爹姓，确与黎万福为父子关系）在羊场煤矿曲古都矿区工作，因与工友发生冲突被工友打死。虽然经当地法院判决，打人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家人一直觉得黎万福应算工伤死亡。杨润昌为此多次找到矿上，但羊场煤矿并不愿按工伤死亡处理。几年间，杨润昌曾为这事在曲靖市各相关部门上访。直到1994年，曲靖市中级法院调解，由矿上给予死者家属每人5000元抚恤金，此事才告一段落。

　　黎万福死后，骨灰盒一直由矿上统一保管。几年后，杨润昌找到矿上索要丈夫的骨灰盒，发现骨灰盒“消失”了，五六个没有名字、照片的骨灰盒放在一起，无法区分。杨润昌找矿方解决无果后，开始到宣威、曲靖、昆明上访。王连英回忆，杨润昌为了骨灰盒，在以上地区上访至少有15次，但问题都没得到解决，至今都无法认领父亲的骨灰盒。

　　除了这两件事外，从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向精神病鉴定中心提供的依据材料中，还包含几起上访事件：2005年，杨润昌报案称自家女儿被黎万柱（黎万福的堂兄）拐卖，黎万柱用炸药炸她家的窗户，偷她家的东西。后宣威市公安局在“关于杨润昌信访一案的回复”中称：经调查，杨润昌的女儿黎大明是在出生4个月时就被杨润昌交给附近的胡志香领养，杨润昌反映女儿被拐卖的事实并不存在。多年以来，杨润昌反映的问题经调查大部分系虚构。

　　依据材料 受煤矿委托的鉴定中心给出结论

　　2008年4月18日，在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润昌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但王连英及其家属对鉴定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

　　根据司法鉴定书，此次司法鉴定的案由是“从1999年起，杨润昌长年到宣威、曲靖、昆明、北京等地上访，多年来天天反映不同问题。如反映女儿被拐卖、黎万柱用雷管炸她家的窗户，家中珍珠、玛瑙被盗等情况。经调查，杨润昌反映的情况均为虚构。故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委托我中心对杨润昌做精神病鉴定”。

　　此次精神病鉴定的依据大多是羊场派出所提供，包括：访问材料1份共两页；询问笔录7份共18页；报案材料1页；提取笔录1页；关于杨润昌信访回复两份共6页。

　　在羊场派出所此前对杨润昌的询问笔录中，杨润昌确实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思维举动。

　　“2005年4月29日，杨润昌报案称她家的锁被撬，室内被翻乱，箱子里的两件新衣服及两套衣服、两床垫单、9颗珍珠和3颗玛瑙丢失。玛瑙放着不会生病的，珍珠和玛瑙一起放着，家里清净，9颗珍珠和3颗玛瑙价值8100元，以前卖了两颗就生病了。她认为是黎万柱偷的，黎万柱跟踪她20余年。她家两三百年的一把镰刀被黎万柱偷去做广告。”

　　“2005年6月7日杨润昌报案称：4月27日，她家的后窗户被人用雷管、炸药炸，5月底回家发现家门被撬，家中3颗玛瑙、9颗夜明珠、3000斤全国粮票、250元现金、1个旧被套、3床垫单、初中毕业证书和26张半身相、42斤大米、4个大碗被偷。”

　　此外，杨润昌还曾向警方反映，在她20余岁背娃娃在昭通市赶街，走到山沟时，山上滚下一个大石头，其他人都跑开了，她跑不开。石头滚到她跟前，就自动让路。还有一次，她去赶街，走到半路下起大雨，山沟里的水特别大。但她一到沟前，山沟里的水顿时就干了。

　　就在对她鉴定的过程中，杨润昌不仅不承认黎万柱是丈夫的堂兄，还声称黎万柱20余年来一直要害她，指使人去她家下毒、下迷药，还反映黎万柱拐卖了100余人。“他们经常在隔壁边数钱边笑，还商量要害我的事。还拿我家姑娘打广告，把我的头发扯了一大把去打广告，骗全中国人的钱。”就连走在街上，杨润昌都能感觉到有人在喊“水淹杨润昌”。

　　而她反映的这些情况，经警方调查均为虚构。依据这些材料，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给出鉴定结论：“鉴定检查中，精神病性症状明显，以言语性幻听、被害、关系妄想为主，自知力缺乏。综合其病史及精神病性症状分析，符合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的诊断标准。”

　　虽然鉴定书上的委托单位为“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但警方就此事并未接受采访。羊场煤矿也出面澄清，委托司法鉴定的是羊场煤矿，派出所只是负责联系鉴定机构，整个鉴定过程与派出所没有关系。

　　儿女质疑 司法鉴定前，煤矿没通知任何监护人

　　这个鉴定结论，让王连英等兄弟姐妹无法接受。王连英称，虽然鉴定是2008年做的，但拿到鉴定结论是今年6月，由在昭通市的兄弟黎在祥转交。“我母亲没有精神病，一直都很正常。我认为这份鉴定不合法。就算母亲有精神病，在进行司法鉴定前，并没通知任何作为监护人的家属。这样的单方鉴定更不可信。”

　　王连英认为，母亲之所以“被精神病”，与此前密集上访有直接关系，相关部门为让她不再上访，以“精神病”为由将她控制起来。王连英称，因为父亲的去世和骨灰盒的事，母亲先后数十次在省内上访得不到解决后，她才会到北京上访。“母亲多年来一直四处奔波，就是想找回骨灰盒，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在清明节为父亲上坟时也有个地方。但煤矿管理不善，导致骨灰盒无法分辨。虽然矿上提出过给予一定赔偿，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钱，所以没答应。”

　　王连英回忆，母亲第一次去北京上访是2007年，因在高速公路上行走还出过一次车祸。“此次上访没有结果。后来还是云南省高级法院派人去北京将母亲接回来，送到羊场煤矿生活区住所。”2008年底，临近春节，昭通市的弟弟黎在祥前来宣威市接母亲去过春节，在矿上找了好些天，才知道母亲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后来还是我兄弟向派出所写了份保证书，保证将母亲接出去后不再上访，这样才把母亲接回去。”

　　春节后，子女们陆续出门工作，杨润昌也自己回到宣威市。2009年2月，杨润昌再次找到省高院要求处理此事，但直到5月都没等来结果。于是，有了杨润昌的第二次进京上访。“同样没有结果。后来又是曲靖市中级法院派人到北京将母亲接回来，送回煤矿后就又被他们送到精神病医院。”同年底，黎在祥又写下同样的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后，再次将母亲接回昭通市过春节。2010年6月，当杨润昌回到羊场煤矿领取矿上发的抚恤金时，再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直到现在都没出来。

　　问及杨润昌进京上访的经费来源，王连英称：“我们6个兄弟姐妹天各一方，虽然平时都不在母亲身边，但每年过年都会给她钱，6个子女加起来共有4万—5万元。”

　　黎在祥也说，母亲没有精神病，“被精神病”的原因是因为密集上访。自己先后两次来接母亲，确实写下两份内容为“保证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两次出院都带着医院开的精神病药物。但黎在祥也否认了王连英的一些说法。“我们每年给老人的钱也就1万元左右，我自己就会出六七千元，老人主要也是我在照顾。”

　　 矿方回应

　　否认因上访送杨润昌去精神病医院

　　对杨润昌的两个儿子认定母亲因密集上访而“被精神病”一说，羊场煤矿工会主席徐万德完全否认。他称，当初矿上出治疗费送杨润昌去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并非因为她长期上访，而是2008年后，杨润昌的精神病症状越来越明显，随时拿着约30厘米长的剪刀在生活区行走，见人就骂，已威胁到职工的安全。

　　在听到杨润昌的儿女要为精神病鉴定一事讨说法时，徐万德除了感到突然，还为矿上这些年对她家的照顾换来今天的局面感到寒心。“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么多年杨润昌一直独居矿上，没见任何一个子女来看望过她，就连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也没人过问，都是矿上在照顾。这些年，杨润昌一直靠着矿上的抚恤金和民政的低保生活，根本没有每年4万—5万元的生活费，也没有子女直接来找矿上协商过任何事。”

　　徐万德称，1989年黎万福出事时，杨润昌并不在矿上，遗体由警方送去火化后一直摆在矿上的殡仪馆，后事也是由黎万福的老乡办理。因家属不在，提供不了照片，骨灰盒上就只贴了一个名字。杨润昌回来后，事情的整个经过她也知晓，每年的清明节她都会把黎万福的骨灰盒从殡仪馆拿出来，放到外面的台阶上祭拜，然后又由她放回去。2004年，杨润昌将骨灰盒抱出来祭拜后，发现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见了，就不认了。“至于是矿上管理不善，还是她自己不经意间将名字弄丢，时间太长也说不清。直到现在，殡仪馆内除了黎万福的骨灰盒上没有名字外，其他骨灰盒上都有名字和照片。也有老职工可以证实黎万福的骨灰盒是哪个，但她就是不认。”后来，因骨灰盒一事，杨润昌起诉煤矿，法院也作出相应判决。

　　“杨润昌坚称黎万福因工死亡，虽然警方和法院都作出处理和判决，但她还是数次找到矿上大闹此事。”徐万德称，黎万福出事后，尽管当时杨润昌户口簿上的4个子女都还小，矿上依然给每个子女每月发抚恤金，直到18岁，杨润昌的抚恤金至今未停，每月都有100余元困难补助。

　　2008年，有不少职工陆续反映杨润昌言语行为异常，经常拿着剪刀在生活区走动，还经常骂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徐万德也发现杨润昌确如职工反映的变化。“当时她的情况很让职工害怕，我们也担心出事。但她一人独居，我们花了一个多月来找她的子女都没消息。因担心矿上自己联系的司法鉴定中心不够权威，所以才口头上请派出所帮忙，联系一个权威精神病鉴定机构。”2008年5月5日，精神病鉴定结果出来，她确实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此时，矿上又发动人找了一个星期的家属，也没找着。“这也正是他的家属迟迟没拿到鉴定结论的原因。”后来，矿上联系了宣威市精神病医院，由矿上的武装保卫部门、工会、居委会一起将杨润昌送进医院。

　　“去精神病医院前，有居委会的老同志给她做过思想工作，她同意后，我们才得以顺利把她送过去。没有子女照管，我们出钱将她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也算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2008年底，矿上相关领导才第一次见到杨润昌的儿子黎在祥。当时，黎在祥找到工会，要求接母亲出去过春节。“老人一直独居，有儿子来接她，我们也很高兴。但作为子女就应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何况是精神病人。所以我们当时让黎在祥写了个‘申请’，大概意思就是接出去就得对老人负责。”履行完手续后，由矿上联系医院，杨润昌被接出来。春节后，杨润昌自己回到矿上，同样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将她送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2009年底，黎在祥履行了同样的手续后，再次将母亲接回家过春节。但这次接出去的时间相对较长，直到次年6月杨才回到矿上。徐万德说，就在这半年时间里，工会曾与黎在祥联系，要求尽快将他母亲送回医院接受治疗。但黎在祥回应：“人不在了，不知道去哪了？”后来，工会还派人专门到昭通市去找，包括杨润昌的亲戚家找遍了都没找到。直到当年6月杨润昌自己回到矿上，居委会工作人员又对她做工作后，才第三次将她送到医院。

　　但在羊场煤矿，矿方却称当时经办杨润昌离院手续的负责人没在，记者未见到双方口中的“保证书”和“申请”，其内容究竟是“保证不再上访”还是“接出去后负责照顾好老人”，无从证实。但徐万德说：“既然杨润昌的儿子现在想把她接出精神病医院，我们也求之不得，随时都可以接人。只希望他们把杨润昌接出去后，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就行。可他们真能做到吗？但愿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矿区工人 杨润昌经常自言自语，拿着剪刀还骂人

　　7月5日，记者来到宣威市羊场煤矿曲古都生活区。只要一提起杨润昌，无人不知。在一栋上世纪60年代的房子2楼，一条狭窄的通道上，几盏灯闪着微光。通道尽头便是杨润昌的家。房门紧锁，门框上的春联也布满灰尘。

　　龙金成就住在杨润昌家斜对面，已有10年。“10年间，几乎都是她一个人生活，好像前年有一个女儿来过，门口的春联就是她女儿贴的。”龙金成说，杨润昌很不爱与人交流，经常自言自语。“她经常拿着纸钱和香烛到处烧。一次还从外面弄了些猪血回来，洒在过道上。”想着杨润昌孤苦伶仃，邻居也没太在意。所以到现在，很多住在这里的工人都不知道杨润昌到底有几个孩子。

　　“最近几年，就觉得她的行为开始不对头，拿着剪刀到处走，有时见人就骂，还经常拿纸钱点燃到处乱舞。”曲古都生活区的村支书朱天美说。还有村民反映：杨润昌平时很少在家，偶尔回来一次都是自言自语乱骂，说自家东西被邻居偷了，还用硫酸泼在她的米上。一次，她在楼上烧香并把香灰放到水井里，说是井水里她放了药，不准别人吃。

　　在羊场煤矿医院的殡仪馆，保管员刘祥贵找出黎万福的骨灰盒。一个大理石匣子被安放在265号，如王连英所说，确实没有名字、照片。但在殡仪馆工作近10年的刘祥贵确信，这个大理石匣子就是黎万福的骨灰盒。他称，如今寄存在殡仪馆的骨灰盒有67个。他到殡仪馆工作后，曾专门对这些骨灰盒编号统计，大多都有照片或名字。黎万福的骨灰盒最初也有名字，杨润昌也年年来祭拜，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丢了。“大理石骨灰盒一共就两个，另外一个有名字有照片，也有人能证明这个没名字的骨灰盒正是黎万福的，但杨润昌就是不认。”记者确实看见安放在此的数十个骨灰盒中，除一个大理石骨灰盒外，其他骨灰盒几乎都有名字或照片。

　　羊场煤矿居委会副主任徐昭常也证实，杨润昌确实精神不正常，威胁到矿区职工安全后，由他们做过思想工作，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

　　 医 院 检查结果与鉴定结论相符

　　曲古都生活区居民的反映，让记者回想起7月4日在宣威市精神病医院第一次见到杨润昌时的场景。

　　7月4日，王连英带着记者来到宣威市精神病医院。一见记者，杨润昌便隔着窗户不停地说话。话语没有重点，一会儿称有人在井水中下毒，一会儿又称自己被黎万柱跟踪20余年。说话间情绪激动，记者多次询问都很难打断她说话。在王连英的劝说下，才能和她对话几句。对话中，杨润昌尚能说清楚自家的人口，对丈夫的去世和骨灰盒难以辨认一事也记得清晰。也称自己没有精神病，是被别人关到医院的，一直都想有人能将她接出去。

　　副院长夏本义回忆，2008年，杨润昌第一次由羊场煤矿送来医院时，经过精神病病理诊断，发现她思维混乱，有妄想症，缺乏自知力，认知活动也与常人不同，当时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与司法鉴定结果一致。“刚到医院那段时间，她几乎一见到医护人员就说自家的东西被偷，女儿被拐卖，包里有很多钱被病人或医护人员偷拿。”

　　对杨润昌实际病情的治疗方案，夏本义说，基本上只能靠口服抗精神病症药物。但这类精神病至少需两个疗程才能达到出院条件，每个疗程约为6个月，出院后还得坚持服药。杨润昌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是病情有所好转，还达不到出院条件，至少得3个月后。

　　“她先后3次来住院，期间除一个儿子拿着煤矿的证明来接过两次外，没有其他子女来看望过她。每次回医院接受治疗也都是由煤矿工作人员送来，各种费用和手续也都是煤矿在结算和办理。姑且不说她的病情是否达到出院标准，最起码要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和相应的监护人，能保证出院后有人照顾、按时吃药。但从她的子女目前对老人的态度，就算出院也很难做到。”

　　家 属 希望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再做一次鉴定

　　记者将煤矿和医院就此事的回应告诉王连英。王连英说，自己并不打算立即接出母亲，目前已受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全权委托，打算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此事。除要求煤矿对此事道歉外，还必须送还母亲，停止母亲在宣威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并承担所有家属的精神损失费共计60万元。

　　王连英称，他已咨询过律师，关于母亲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并不合法。首先是在当事人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鉴定，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是委托单位，司法鉴定书上的委托单位为“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母亲并未涉及伤害性案件，司法鉴定理应由家属提出申请，而不是派出所或煤矿。在鉴定地点上，司法鉴定书上的地点为“宣威市公安局羊场派出所”，一般精神病鉴定地点都在精神病医院或看守所。在鉴定依据上，只有羊场派出所提供的报案材料和笔录证明，没有医疗证明。因此，这份鉴定不仅在程序上不合法，依据也不充分。

　　“我希望由煤矿组织，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再做精神病鉴定。如果鉴定结果表明母亲没有精神病，我将通过司法途径为母亲维权。如果鉴定结论表明我母亲确实有精神病，我也会承担做子女的义务。”

　　黎在祥也说，家人已委托王连英负责处理此事。但王连英提出的60万元精神损失费，黎在祥称并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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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链接

　　“被精神病”责任人将追刑责

　　6月10日，《精神卫生法(草案)》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并征求意见——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诊断。进行精神障碍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应通知委托人或被鉴定人的近亲属、监护人到场，并应邀请法律专家参加。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等行为，可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