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得知，我在禹城师范的同学有的又走了，不免一阵悲痛。

　　禹城师范是1958年建校。我们第一届学生总计八九十人。屈指算来，这八九十人当中，已经有8人不在了。他们是王汝才、刘忠连、刘吉凤、赵德坤、张相才、张长金、徐延山、赵明堂。跟我那些其他学习阶段的同学比，师范时代的同学，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原因在于有着其他学习阶段所没有的特殊经历。我因毕业后工作两年又到省城上学并在省城工作，他们则大多数在家乡当小学教师，平常少有联系，故一想起他们，还是当年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印象。

　　当年我一进禹城师范学校，就没黑没白地大炼所谓“钢铁”。不久又接上了深翻地运动。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们顶着满天的繁星开赴“战场”。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干活：铁锨翻舞，尘土飞扬，动作没有间歇，发力没有节奏，人人气喘吁吁，个个通身是汗。有同学脱了棉袄，许多人跟着脱了棉袄。有同学脱了棉裤，许多人又跟着脱了棉裤。

　　当睡眼惺忪的太阳升起来时，优胜红旗插给了有同学最先脱掉棉袄的集体。徐延山愤愤不平。他说：他们就是会搞形式，他们翻地的深度没达到上级要求的标准。徐延山那时不懂———我也不懂———那不是个讲究实事求是的时候。从一定意义上说，那时要的就是形式。更莫说按要求的深度去翻，阴土给翻上来了，反不利于庄稼生长。话说回来，徐延山不服也没有办法，他自我安慰：咱当无名英雄好了。师范毕业后徐延山参军入伍，后转业在省城工作。一天下午，他带领他们单位的篮球队到我供职的单位打友谊比赛。我见他形象大变，说道：“你发福了！”他说：“党培养了这么些年，凭咱的觉悟，能不给社会主义增光？”去年冬天，他和老伴逛公园回来，上楼梯时猛地倒下，竟然再没有起来。

　　赵明堂性格恬淡，静默寡言，就干活而言，则是把呱呱叫的好手。据我观察，有些本算不上重活的活，有的人干就如牛负重，吭吭哧哧，成绩令人不敢恭维；有些决不是轻活的活，有的人偏就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既出活又出彩。用打仗作比：“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赵明堂干活就属于后一种情况。1959年春天，学校领导要同学们自己动手扩建教室。赵明堂乃首屈一指的瓦匠。不知道他过去是不是拿过瓦刀。反正他拿起瓦刀来就是个瓦匠的样子，而且越干越像样。据说，临近春节的一天，他正闲坐着吃花生米，突然头一耷拉，人就过去了。———不光干活利索，走也毫不拖泥带水，“就像咽下一粒花生米那样点事不费咽气了”。

　　1959年秋天，我们十几个人的小车队到某地去推地瓜。中午吃饭，一人分得一份较定量多些的煮熟了的地瓜。饭后要上路时，王汝才却坐在地上迟迟不动。我到他身边一看，原来他吐了，呕吐的是一堆刚吃进肚里的地瓜。“你看可惜了吧？你看可惜了吧？”他这样一再重复地说。我理解他的心情，站在旁边陪他。现在我想，也许那一刻他正作思想斗争：是不是把那些吐出来的地瓜再吃下去。对我这样的猜测，或许有人质疑。这也难怪：他们没挨过那样的大饿。王汝才曾感叹自己太瘦。我说：现在除了炊事员和管伙食的，哪个不瘦？他说瘦跟瘦不一样。他伸手用拇指和食指在我脸上捏了一下，又拉起我的手让我在他脸上捏。相比而言，他的脸的确更缺少皮下脂肪。但他为人直爽，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忘记哪一年了，有同学告诉我说：王汝才早不在了。可惜不知详情。

　　刘忠连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每逢对大家讲话，总好像是一面讲一面寻找最有力的词句，眼睛频繁眨动，不时看天。有一段时间，我受命编写快板、剧目等，供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一天下午，全班同学都在上自习做作业，就我一个人赶写节目。写了一阵，我也拿出作业来做。蓦然，一只手伸到我作业本的旁边，食指鸡啄米似的，“噔噔噔”敲了三下。“节目写完了？”刘忠连语气挺冷地向我发问。编节目是政治任务，属于“红”的范畴，我还没编完节目就做作业，难免有“白专”之嫌。我那时正申请入团，有种被“逮住”的感觉，只好将作业收起。但也心中不平：装什么呀装？难道你当支书团组织就是你的了？我以为这一来我入团的希望至少短期内不大了。事实是没过太长时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刘忠连聪明好学，当了几年教师后又考上了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省工作，后来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在我们那届学生当中，刘吉凤年龄较大，是位忠厚长者，颇有表演特长。我写的几个小剧目，都是他扮演主要角色。本来我自己觉得写得不怎么样的剧目，经刘吉凤他们一演，我就又觉得还可以哩。第二个学年结束，刘吉凤变身为我们的老师：当了教务员。他后来一直在县教研室工作。大约是2004年吧，我们禹城师范一级的同学搞了次聚会。有同学说，吉凤患脑血栓正在静养，不参加了。聚会将结束时，吉凤还是来了，见了多年没见的同学，笑容格外灿烂，只是对有些同学叫不出名字来了。“想想他是谁？”有同学指着另一位同学问他。他笑，拍拍脑门，说道：“别慌，别慌，我能想起来，我能想起来。”他果然想起来了，大家就好一通鼓励，祝他早日康复。不料时隔两年，我们第二次聚会之前，他去世了。

　　记得第一次聚会时，在到场的同学中，顶数张相才看上去年轻且身体健壮。我对他说：“就你还是年轻小伙子呀，是不是那回跑马拉松跑得？”他笑，还特意晃了晃身子。那是1961年的春天。明明困难时期，县里居然搞马拉松比赛，张相才居然报名参赛且跑下来了。谁能想到，他也在我们第二次聚会之前去世了！赵德坤人很精干，字也写得很好。我们第一次聚会后不久，他患肺癌去世。至于张长金，我没有具体事情可写，单是还记得当年那个中等个头、年龄较小、性格内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模样。

　　法国思想家蒙田有这样一个说法：“老年人的任务就是学会如何死亡。”我感到费解。一个人如何死亡，情况固然多有不同，但除极个别的例外，没有选择的余地，究竟怎么个学法？比如赵明堂那样的死法，按乡亲们的说法，那是“修”来的。也许蒙田是说老年人应该学会以放达的心态对待死亡吧。而所谓放达也者，似乎可这样解读：人在不可改变的现实面前，承认无能为力并自我安慰乃至以苦为乐。一言以蔽之，曰：笑对无奈。死亡对人而言，是最为无奈的事了。相较于恐惧和愁苦等其他心态，只有放达的心态有利于提升生命的质量和延伸生命的长度。所以，面对死亡的放达，是对死亡最好的抗争。死者长已矣，存者当珍重。希望所有健在的我的同学和所有老年朋友，都有分放达的心态和多一些珍重。

　　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刘吉凤，第二排右起第二人是徐延山。本文作者为第二排右起第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