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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房间小,李成龙只能趴在床上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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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龙
《法制晚报》联合国美电器、陶行知研究会 探访进城务工子女暑期生活 “我们在行动”系列专题(一)
给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多一点关注
编者按: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的进城务工者子女目前约有30万,他们所在的家庭普遍存在父母教育、收入水平较低等状况。到了入学年纪,这些儿童多数就近进入打工子弟学校。
相对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低下,课外拓展活动较少。这些流动儿童的生活以及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7月至8月是一般学校的暑期,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参加夏令营或者各种兴趣班,但这样的生活却是进城务工者子女普遍缺失的。
今年暑期,《法制晚报》联合北京国美电器、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发挥媒体的资源整合力与社会影响力,组织大学生特派员,用图片和文字实时记录进城务工者子女的暑假,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离开李成龙一家,回到学校,我不知道该如何写这篇报道。
在北京,有太多和他一样的孩子,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和父母辗转漂泊,在住处附近的某所打工子弟小学上学。
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几乎不被人关注。但是,不被人关注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
我不知道我写这篇文章能否起到一点作用,能否使人们将一瞥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
无论如何,我只能从头开始,写下我所了解的关于李成龙的一切。
只能趴在床上做作业
李成龙出生于2001年,不久前刚满十周岁,目前就读于昌平区的金榜园小学,我曾作为一名志愿者在那里给孩子们上过音乐兴趣小组的课。
上学期,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的志愿者们在金榜园小学开设了音乐、美术、手工、趣味经济学等兴趣小组的课程,李成龙在美术小组,和我并不是很熟。
不过,当我早上八点半,等在479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东小口村委会,他和他妈妈来接我的时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母子俩把我领到家。他们的家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东小口村——所谓的“家”,其实只是两间租房,每一间都只有十平方米左右。
李成龙的母亲高广爱告诉我,较小的一间,房租是每个月240元,较大的一间280元,“爷儿俩住小的这间,我和女儿——她大概一周回来一次——就住另外一间”。
李成龙有个姐姐,叫李凤凰,比他大十二岁,姐弟俩都属蛇。
姐姐只读了初中就外出打工,如今在通州区的一家超市工作,月工资一千多,勉强能养活自己。
小的那一间光线很差,除了一张床、床头的一个柜子、一张小桌子和一台电视,就什么也没有了。
稍大的那间稍微亮堂些,就一张床,墙上有一张爷爷奶奶的照片。李成龙说,他习惯在小的那一间做作业,而且只能趴在床上做作业。
从李成龙母亲口中,我对李成龙一家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了解。
高广爱和李成龙的父亲李强都是山东泰安人,结婚前两人是相邻村子的,“农村没有什么讲究,两家都穷,看人好就嫁了呗。”
老家有地,有五间房,但是不依山不傍水,赚不到钱;而且几个村子的完小合并到一所小学,孩子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不放心,因此就来北京闯生活了。
三轮车是全家赖以谋生的唯一工具
我能理解父母为什么把孩子带到北京来上学,因为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打工子弟小学的教育质量还要差得多,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
李成龙母亲告诉我,两年前,李成龙的爷爷去世了,才六十多岁,奶奶受了刺激,心情一直不好,头发全白了。这两天奶奶也来了北京,住在她的大儿子家,也就是李强的哥哥家里。
虽然老家有五间房,但在北京,一家人只能挤在这样的小房子里,邻里之间几乎都不认识。
这地方治安也不好,刚过完春节,他们家三轮车的电瓶就被人偷走了。
现在家里养了两只狗,一只叫“毛毛”,一只叫“豆豆”,已经吓走过好几次小偷。
家里的三轮车是全家赖以谋生的唯一工具。
每天上午,李成龙的父亲开着三轮车去进一点水果,下午三点半到晚上九点就在附近的市场摆摊。“一天能赚几十块钱,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在市场摆摊不用整天因为城管而提心吊胆,不过一个摊位一天要收五块钱。
后来,附近一个开饭店的老乡请李强顺便也帮饭店进点货,这样家里就又多了一点收入。
成绩不错 有点偏科
李成龙如今在金榜园小学念书,每学期学杂费700元,书本费200元,每个月的伙食费170元。总之,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能在北京勉强过下去,只是赚不到钱。
我问李成龙暑假有什么安排。他说本来想补一下英语,但是学校离得太远,父母不放心,就算了。
李成龙在班上成绩不错,只是有点偏科。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语文考了全班第一,94分;数学90.5分;英语刚刚及格。综合成绩(三科的平均分)排全班第八名。他还是班长之一——他说班上有五个班长,周一到周五一天一个。
暑假里,他起床后就做点作业,看看电视,玩一会儿,有时也和父母一起去市场看水果摊。
金榜园小学和东小口村离得较远,所以在这里李成龙没有一个认识的同学。
住处隔壁有一户河南来的人家,家里小孩才两年级,有一台电脑,李成龙就常常过去,和那个小孩一起玩“植物大战僵尸”。
经常搬家 居无定所
中午李成龙父亲进货回来了,我又和他聊了聊,对这一家的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李强2003年来到北京,半年后把妻子儿女也接了过来。一开始,全家住在新康园,但后来新康园被拆迁了,就搬到了黄土店;后来黄土店也被拆了,就搬到了现在的东小口。
搬到东小口后,李成龙转到了附近的东方红小学读书,但是只读了一个学期——三年级第二学期,他的父母觉得这边没有金榜园小学管得严,于是又回到金榜园小学念书。
金榜园小学离东小口不近,所以每天父亲就开着那辆进货用的三轮车接送李成龙上下学。
李强说北京的生活不稳定,搬到哪儿,哪儿就拆,居无定所。他说,好像东小口村也即将拆迁,到时该怎么办,现在还不知道。
学校午餐三菜一汤 他很快乐
回到学校,我搜索“东小口村”,就看到了网上关于昌平区东小口镇贺村的拆迁公示。这份在市规划委的网站上发布的信息,东小口村也在拆迁范围之内,我对这一家将何去何从感到担忧。
李成龙就要读五年级了,但是据我所知,现在金榜园小学最高只有四年级,所以我问起孩子今后的上学问题。家长说,下学期一开学,学校就会开设五年级,以后还会有六年级,甚至可能有初中。
他们表示,如果孩子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话,就连高中也在北京读;如果不行,就只能回老家读高中,那时只好全家都离开北京了。
可是当我想到东小口村正面临被拆迁的命运,一家人又不知该搬到哪里去,难免对孩子能否继续在金榜园读完小学、初中感到担忧。
当我问起对孩子有什么期望,他们都说只希望孩子好好上学,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哪方面最需要改善,他们回答“没什么钱”。
我问李成龙更喜欢待在北京还是老家,他说更喜欢北京,因为“北京科技发达”。
我问他快不快乐,他说很快乐;我问为什么,他说学校食堂中午的伙食很好,有三菜一汤。
我问起他将来的理想,他说想当一名教师——国家级的好教师。我又问什么是国家级的好教师,他说就是“很著名,轰动全国,甚至全球”。
为了轰动全国,他说他要当一名大学教授。我说那你要去哪所大学当教授,他想了想,说:“人大。”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你啊。”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拆迁又在步步逼近
后来我提议一起在村子里转转,一路上我看到很多房子的墙上都画着触目惊心的、打着红圈的“拆”字,看来拆迁正在步步逼近。很快,这个村子就会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连同里面所有的故事。
下午,李成龙的父母要出摊了,我和李成龙也坐着那辆三轮车去了市场。
他的父亲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净赚一百多,平时就七八十。他卖的香蕉比我们学校附近便宜多了,好点的一块八一斤,差一点的一块五。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有时也帮忙张罗一下生意。香蕉卖得还不错,而摊上的其他水果,像苹果、梨、葡萄,几乎没人买。
后来变天了,眼看着又要下雨,李成龙的父亲要开着他的三轮车回家取雨衣,又顺路把我捎到了公交车站。
我在那儿和这一家告了别,不知何时还能再见到他们,更不知是在何地。
●金榜园打工子弟小学
北京金榜园打工子弟小学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西三旗桥北金榜园北门向东200米处。
学校原址在海淀区安宁里,是北京规模比较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
由于拆迁,2009年,学校的商建峰校长自掏腰包租了两层楼建立了现在的新校区。
目前,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部的1至4年级。
学生生源几乎都是回龙观附近的进京务工人员子弟,幼儿园和小学的两侧是煤厂和垃圾场,沿路都能闻到垃圾的刺鼻气味儿,无论是教学硬件还是师资力量都无法与正规公立学校相比。
作者:张培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