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戴 平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26日批评香港公务员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规划弱的言论在香港各界引发极大反响。有分析认为，近年香港欠缺长远规划，的确与公务员有关。但也有公务员团体反驳称，公务员一直在提出前瞻性建议，但在高官问责制下，最终决定采纳与否是由高官决定，责任不在公务员团队。27日，该事件被香港媒体报道一整天后，特区政府只是回应称，不适合基于报章或别人的引述，发表任何评论。

　　王光亚的表态在香港获得不少支持。香港《东方日报》28日发表社评称，王光亚此番言论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港英时代，香港公务员训练有素，唯唯诺诺，被推崇为“世界一流”，但回归祖国后，他们的表现却是荒腔走板，错漏百出，与回归前判若云泥，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香港公务员接受的训练就是忠实执行英国人的命令，是真正的公仆———俯首听命的仆人，他们不必思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回归后一旦叫他们当家作主，马上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远的不提，就以最近的种种乱象来说，包括内地孕妇涌港产子问题、预算案争议、复建屋风波、替补机制闹剧等，都是因为港府缺乏远见而种下祸根。

　　香港《成报》28日发表的社评认为，回顾这几年，香港如何制定和推广长远规划确实是薄弱环节。物流业方面，香港独占世界鳌头多年，2000年占香港生产总值4.4%，但至2009年下跌到3.5%；香港货柜码头吞吐量的增长低于内地和新加坡，去年已经退到全球第3位。物流业发展必须要有长远规划，但建10号货柜码头谈了7年仍在研究中。香港发展缺乏长远规划，由此可见一斑。文章认为，香港回归后，公务员和全港市民一样，已经成为香港的主人，要将香港当成自己的“家”，不能再仅仅听命于人，更需要思考如何把这个“家”建设得更好。若官员们都树立这种自主的思维，香港定会取得更大成绩。相信这不仅是中央的期望，也是广大市民所乐意看到的。

　　香港也有人士对王光亚的表态持不同看法。香港《头条日报》28日报道称，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苏平治认为，公务员团队不时向高官提意见，但在高官问责制下，公务员没有“话语权”，最终决定采纳与否由高官决定。他表示，王光亚误将香港公务员制度套用在内地公务员上，并不恰当，因为香港公务员始终受限于高官问责制。其实公务员一直有向问责官员提出具前瞻性的建议，例如申办亚运会，但最终因为市民不接受而未能推行。香港前公务员事务局长王永平则认为，王光亚批评的对象是特首带领的问责班子，而不是针对全港16万公务员。他认为，由公务员出身的问责官员表现未能令市民满意，反映问责制失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表示，王光亚的言论只是指出部分问题。他认为，无论公务员或问责官员都需要提升公信力及认受性，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才能令政策有效落实。

　　据香港《明报》28日报道，对于王光亚的表态，香港特区政府只是回应称，不适合基于报章或别人的引述，发表任何评论。港府内部人士透露，王光亚说的不是现在，是已经过去的事，若论港英管治末期提拔当司局长的华人公务员精英，回归14年后的今天，其实大部分已经退休，硕果仅存的只有几位，如曾荫权、孙明扬、俞宗怡等，其他处于决策高位的主要官员，其实都是回归后特区自己栽培起来的人才，他们的擢升也都得到中央同意。换言之，港府认为王光亚说的不是现届班子，拒绝对号入座。

　　《明报》的分析称，王光亚发表这番讲话，并不是要打击香港高级公务员的士气。上月，王光亚首度以港澳办主任身份访问香港，在紧凑行程中专门拨出时间，跟一众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见面，为他们打气，可见他很重视香港的高级公务员。王光亚的讲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委婉地表达了中央对现届特区政府在谋划长远发展、纾缓贫富悬殊等问题上的不满。另一层意思是，中央对下届特首人选的考虑。按照这个分析，公务员治港的时代将在曾荫权明年中卸任时正式终结。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认为，王光亚的讲话是中央对下届特首的一大要求：必须有长远经济规划和愿景。在这方面，目前两大热门：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都有一定优势。唐目前正负责港府应对“十二五规划”的工作及粤港合作大计；梁也有“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配合，提过不少香港经济发展构思，例如发展边境禁区和航运中心。反之，另一热门———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在这方面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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