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侄儿周秉钧回忆周恩来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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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后代访谈录之3
■新快报特派北京记者 韩帮文 实习生 陈淳 朱铄然
周秉钧是周恩来总理的大侄子，曾是广州军区空军部队的一名军官，且一直在广州生活。记者联系他时，他正好在北京度假。一个下午，雨过天晴，周秉钧准时赴约。
1949年夏始，周秉钧及大姐、小妹三人，跟随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多年。后来在人生的多个重要节点，他又亲聆伯伯与伯母的亲切教诲。而就是这些时光的点点滴滴，让他受用终生、感念不尽。
一堆细碎的小事，一双闪着泪花的眼睛。在周秉钧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再一次走进周总理的平凡生活，触摸两位伟人的家国情怀。
初进中南海
“对伯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忙”
周秉钧第一次见伯伯周恩来是在1949年夏，当时他年仅7岁。对于见面的场景，他心底留下的记忆并不清晰。
“我们家原来住在天津，我父亲后来到北京学习，考虑到生活的方便，就举家迁到北京。”周秉钧说，周家一直都很注重相互间的照顾与扶持，伯伯周恩来就向他父亲提出代替抚养三个孩子的心愿。周秉钧及姐姐周秉德、大妹妹周秉宜就被带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北京丰泽园。
“那天下午下着大雨，路上的积水很深，我们三人坐着黄包车来到丰泽园。”周秉钧见到周恩来夫妇，才知道自己有个伯伯。“伯伯非常精神，很有气度，笑容很和蔼，但我很拘谨，不敢向前靠。”周秉钧进入“八一小学”读一年级后，才通过看开国典礼了解到伯伯是国家总理，是战勋卓著的革命英雄。
周恩来全家在丰泽园住了一段时间后，在叶剑英的帮助下，搬迁到中南海西花厅。周秉钧后来了解到，西花厅在民国时期是北京市市长的房子，解放前，北京市长主张和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有人隔墙扔了手榴弹进去，把市长的女儿炸死了。“伯伯却不惧怕住进去，但万一有特务知道信息，肯定会采取措施的”。
西花厅是个院落较大的四合院。北面是客厅，西面的第一间房是总理的办公室，东边是总理和邓颖超的卧室，周秉钧三人住在东小房。“警卫最多也就五六个，服务员就他和七妈（周恩来在家族同辈中排第七，因此，孩子们都称呼邓颖超“七妈”）各一个，还有一个厨师。秘书人数较多，最少时大约有3人”。
“对伯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忙。他太忙了，怎么就那么忙。”周秉钧说，伯伯周恩来一般还能在家吃个早餐，而午饭通常不在家吃，晚饭则几乎很少赶上准点。“如果开会来不及吃午饭，伯伯就会让卫士用茶杯装上玉米糊糊，台下的人以为他在喝水，其实他是在吃午饭。”
周总理基本上都是在下半夜才睡觉，平时走起路来，步伐快得连卫士都很难赶上。只要他从外面回到家，首先进的房间是办公室，且经常一进去就忘记了时间不出来。“伯伯即使偶尔被我们叫出来散步，他也只是一步一步地走，不停地思考问题，还不时向我们问一些社会问题。”
1967年4月，周秉钧来北京探望伯伯，在其办公室的门上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他清晰记得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周恩来同志：我们也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最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请求。”一些中央领导都在上面签了名。邓颖超问周秉钧：“你对大字报同意吗？”周秉钧则说“同意”，然后也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少年读书时
“汽车是工作用的，孩子不能坐”
由于周总理实在繁忙，教育三个孩子的担子就落在邓颖超身上。在周秉钧看来，七妈教他们做人最关键的一条是，作为高干子弟，不能有特殊的感觉和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无差别的普通人。
在周秉钧9岁的时候，他和妹妹都在“八一小学”海淀新校区读书。当时，他上三年级，妹妹读幼儿园，两人都住校，周末才回西花厅。在放暑假的前一个周末，周秉钧回到西花厅，但玩得过于疯狂，忘了给七妈说下周放假，让她去学校运来行李和铺盖。
在放假当天，周秉钧才意识到自己因疏忽犯了一个大错误。“一拨拨的同学被家长接走了，且大多是用小车。到了傍晚，全校几乎没人了，妹妹着急得哭了起来，但已没有办法再叫七妈派人过来。”周秉钧情急之下，只好给七妈写信，让她第二天派汽车过来接。
第二天中午，烈日炎炎，西花厅的一名卫士踩着自行车，顺便在海淀区雇了两辆三轮车来到“八一小学”接周秉钧兄妹。“卫士与车夫骑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我们接到西花厅。”周秉钧到家后想不到的是，七妈竟向他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放假了，接你们去晚了。但是，你写信让我用车去接你们，是不行的！汽车是国家给你伯伯和我工作用的，你们孩子不能坐。”
周秉钧回忆说，小时候仅仅坐过一次伯伯的公务车，那是他跟随伯伯去颐和园看望正在养病的七妈。而在20年之后，七妈却向周秉钧主动提供过一次用车。
1973年6月，周秉钧从广东梅州赶到北京参加一个军队的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空军代表。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他雨中来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就在周秉钧起身离开的时候，邓颖超看到雨势越来越大，就让周秉钧稍等一会，要叫车送他。“我说不用，而七妈还是坚持用车送我，说‘不能因为淋了雨导致感冒，影响开会’”。周秉钧后来了解到，送他的这辆车不是伯伯和七妈的，而是七妈从中南海交通科租来的，租金照付，油费照掏。
“我向她要车，她不给；她给我叫车，不坐还不行。”周秉钧回忆起这两次关于“车”的经历，不自觉地陷入沉思。
高中毕业前
“我有侄子嘛，还可以动员他们参军”
1955年秋，周秉钧升入中学后，便搬回自己家里住。在他待在西花厅的6年时光里，周秉钧受伯伯的教诲较少；而离开西花厅后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66年夏，周秉钧正紧张地准备高考，姐姐突然在一个周六告诉他，第二天去伯伯家里一趟，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姐姐也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我就想肯定是一件大事”。
“我会永远记得6月25日这一天。”这天上午，周秉钧来到西花厅，一直等到午饭时间，周总理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
“高考打算报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问题不大。”
突然，周总理把话题一转，“想不想参军？”周秉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这是千里挑一的事情，很难通过，就没有给你说。”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体检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专业检查了。”
“有把握吗？”周总理笑着问。
“有！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这时周总理突然又问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行！去服兵役。”周秉钧爽快地回答。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周总理继续说：“直接不参加高考怎么样？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周秉钧也答应了周总理的指示，表示放弃高考。
当晚，周秉钧以“难忘的一天”为题目把和伯伯的谈话记述了下来。有趣的是，语文老师对该作文的批语是“一天的意义不突出！”“这不奇怪，因为老师根本不知道我文中说的伯父是谁”。
最终，周秉钧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空军。来到部队后，他通过他人之口，进一步明白了伯伯找他谈话的原因。“在一次有关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伯伯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嘛，我还可以动员他们参军’。”周秉钧说，伯伯因为这件事曾向他人说过，“秉钧是个听话的孩子。”
“军队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有很强的事业成就感。”回想起50年前的那次谈话，以及自己的军旅生涯，周秉钧坦言从来没有后悔听了周总理的教诲而放弃高考去参军。
女友登门日
“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就想嫁给他”
1968年1月，周秉钧到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会后回家探望父母，却得知父亲就在前晚被人带走。他赶紧给七妈邓颖超打电话告知此事，七妈则让他快点去西花厅。
邓颖超首先问他对父亲被抓一事的态度。“我也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当时就觉得父亲肯定犯了什么错，不得不被抓。”但是，对于父亲被抓的具体原因，周秉钧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才彻底了解。
“原来，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江青看到后，就批了一句：请总理阅。”周总理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已至此，周总理就亲自下令批捕自己的亲弟弟周恩寿。
1970年9月，周秉钧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刘军鹰，被广州军区空军部队选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排练。关于恋爱与婚宴，周秉钧一直有个“心病”，就是父亲被抓的问题，“我当时想把女朋友带到西花厅，和伯伯、七妈见一面，顺便一起听一听两位老人的看法”。
10月2日，周秉钧带军鹰来到了西花厅。邓颖超见了军鹰，首先就问：“秉均把他父亲的问题和你谈了？你是什么态度？”军鹰说：“和秉均的态度一样。”邓颖超又与军鹰聊起家常，当听到军鹰的父亲是1933年参加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并负过几次伤时，异常关心。“七妈忙问伤在哪里，现在身体怎样，留下残疾没有，让我女朋友回去后一定代为问候”。
这时周总理也从外面回来，邓颖超向他介绍了军鹰，并说“她父亲是四方面军的，还挂过彩。”总理的神情突然变得既严肃又关切，马上询问“伤在哪里？现在怎样”。“两个人问的问题一摸一样。”周秉钧向记者谈及此细节时，激动得禁不住地拍起桌子。
随后，周总理向军鹰嘱咐了几句：“你和秉均的关系，既不要因为他伯父是总理而有什么影响，也不要受他父亲在‘蹲班房’的影响。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就想嫁给他；也不要因为他爸爸在‘蹲班房’，就不嫁给他了。
最后的一面
“邓颖超总是从正面来解释我们的疑问”
周秉钧告诉新快报记者，平时周总理与孩子们谈话时，极少谈到爷爷，然而在总理生病后却向他谈起了爷爷。
1974年4月底的一天，周秉钧走进西花厅，总理正穿着睡衣、戴着花镜在客厅里看文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穿着睡衣在客厅里。他同我握手聊天，坐的时间长了，就起来走动走动，双手抱着肩膀。”谈话中，总理主动谈了父亲曲折的一生，以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当时根本不知道伯伯为何突然说起这些往事，后来慢慢琢磨，才体会出来。”周秉钧解释说，一是当时总理已把工作交给了邓小平同志，暂时得到一些放松，有时间和家人聊天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希望孩子们能知道一点自己家族的历史。而令周秉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总理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5年年底，周秉钧休假回北京，七妈邓颖超的秘书告诉他，对于伯伯的“身体状况”要有思想准备，“万一有那么一天，七妈说，在外地的孩子都不要回来，要坚守工作岗位”。周秉钧听后，顿时哭成泪人。
新年过后，周秉钧离开北京回到部队。1月8日晚上，他正在开会时，突然接到妻子从广州打来的电话，问有没收到电报。“我就担心北京的电报，而果不其然，就是北京的。”周秉钧带着悲痛的心情，于次日赶回北京。
开完周总理的追悼会后，18日上午，周秉钧和姐姐周秉德受邀去了西花厅，邓颖超首先向他们交代了周总理的病情。周秉德问道：“伯伯遗体告别的时候，江青为什么不脱帽？朱老总那么大年纪还给伯伯敬了军礼。”邓颖超的解释是：“江青身体不好，不方便脱帽。”周秉德继续询问：“伯伯住院的时候，毛主席有没有去看望过？”邓颖超回应说，这是中央作的决定，不让毛主席去看周总理，“你们伯伯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和毛主席是那么多年的战友关系，如果让主席看到你们伯伯的状况，两人都会伤心，对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心理都是很大的刺激”。
“她总是从正面来解释我们的疑问，引导我们不要去纠结是非。”周秉钧感慨地说。
参考书目：《亲情西花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