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扇朱漆大门缓缓关上，世界就此被隔开，一边是喧哗的人间，一边是沉默的建筑和几百年来发生在其中的无数秘密。

　　陈凯歌说，“从溥仪被赶出宫后，故宫就不属于任何个人了。它属于人民。”但世事就是如此奇妙，故宫属于人民，人民却未必了解她的一切。

　　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瓷器门、调包门……12米高墙之内，有多少故事等待上演，又有多少故事正在沉默地发生着，而那些已然发生的，又有多少将归于寂静？事实上，它所经历的每一场风波似乎总要归于寂静。

　　这会是横在故宫面前的最后一道门吗？这一年，对故宫而言还可以更艰难些吗？而我们被摔碎的信任和尊重，还能修复如初吗？

　　故宫正在失去她的平静，她将如何重拾起尊重和信任？

　　故宫失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丢文物、写错字、夜宴商贾、摔破国宝……透过故宫的雕梁画栋看去，发生在这座古老宫殿里的每一起祸事，都十足像个冷笑话。

　　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掀起民意汹涌，而每一次失误之后，都曾有潜在的挽回机会摆在面前，但经由岁月和体制积累的傲慢，令故宫错失多次危机公关的良机。就这样，数月来故宫一步一步后退，民众的期望值也一步一步后退，谁也不知道，失守后的故宫，哪里才是她的底线。

　　失窃撼动了信任感

　　眼看以建福宫收尾的“三重门”快要过去，故宫却一头跌进了“瓷器门”。而在“瓷器门”的纷纷扰扰中，“调包门”说法又浮出江湖……很显然，故宫的这场危机还没有过去，它犹如一只火捻，总在快要断掉时被注入新油。

　　“故宫又出大事了！”7月30日晚，网友“龙灿”发布微博，称故宫器物部手续不全，将国家一级品宋代哥窑瓷器出库，不料被工作人员摔碎，故宫一级品才1106件。

　　7月31日，故宫博物院证实，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在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发生文物损坏事件，经过26日的调查认证，初步判断为科研人员失误所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故宫方面表示，已启动制订破损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的修复计划，并通过央视公布了破损哥窑瓷盘的照片之后，网上对于这件受损的瓷盘产生了质疑，特别是与故宫网站上那件公布的图片相比，两者完全不属于同一件瓷器。随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故宫博物院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则否认这一说法，对于“故宫内到底有多少个哥窑瓷器”，他则表示自己“不搞业务不知道”，而故宫公共关系科相关人士则称“以央视报道为准”。

　　8月3日，故宫公布宋代瓷器受损处理结果，系工作人员操作电脑输入数据失误所致，直接责任人被行政记大过，部门负责人被行政警告。

　　“这次文物损坏事故令我们痛心，说明我们在文物管理制度的落实、文物使用操作的细节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责任制落实、责任心培养上仍存在差距。”在故宫官网上，《关于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损坏事故处理结果的公告》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即使再健忘的人，也会由此想起5月份的失窃门事件。5月8日，故宫9件展品被盗，多为香港金融家冯耀辉所收藏的西式化妆盒。一时间，故宫的安保问题暴露在公众的质疑声中，原先人们印象中密不透风的紫禁城，居然也能来去自由？更有网友戏称，“原来，江湖仍在。温瑞安、古龙笔下的人物仍在。”5月11日，贼人在网吧落网，不是什么江洋大盗，就是个“小蟊贼”。他没有精密的作案计划，也没有《十一罗汉》里那样完美的团队协作，更没有《骇客帝国》里的高科技配备，不过就是假装游客潜伏宫中深夜挖洞出来——最原始的偷盗方式。更好笑的是，在被伪专家告知藏品为假后，一生气，全扔到了垃圾桶里。

　　然后，错别字风波发生了。公安破了案，故宫送锦旗，上书“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其中“撼”字引起了巨大争议，它是个错别字，与“捍”差了十万八千里。故宫的发言人在锦旗错字的事情发生后，发表了如下言论：“撼字没错，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的撼字使用是一样的。”

　　一切都隐藏着浓重后现代的黑色幽默。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堂堂故宫，一国古代文明的最高殿堂，上演的却是如此滑稽而可笑的戏码。

　　然而这可笑之外，却又隐隐传递出令人深感不安的信息，人们在惊诧之余，忽然不知道自己还能相信故宫什么？

　　故宫摔碎的是一只盘子，被偷去的是几件不甚值钱的现代工艺品，但事实上，她摔碎的是来自社会的信任，是曾经发自内心的安全感。

　　解不开的会所疑云

　　“我若是故宫领导，现在就把破盘子拿出来展出，做一场大规模的宋瓷普及活动，给人民好好讲一讲什么是‘汝官哥钧定’，什么是‘雨过天晴云破处’，什么是‘金丝铁线’……如果拥有故宫的人民，一说起文物只想到拍卖会和钱，只会为生肖铜首哭天抢地，而不是历史传承与文化滋养，那么，这只破盘子有什么价值？故宫又有什么价值？”从摔破盘子撕破脸的那天起，这是对于故宫事件发声中最为靠谱的一条建议了。

　　事实上，对故宫来说国宝被毁并不是先例，早在2008年，故宫收藏的惟一一件五代董源真迹《潇湘图卷》(一级甲等文物)就曾在展出时被水滴淋湿受损。如出一辙的是，故宫没有及时将情况公之于众。不知从何时起，“隐瞒”已经成为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在突发事件下的本能反应，如此作风，显然不能令人放心。

　　然而民众对于故宫最为不放心的一次，还是建福宫会所事件。

　　若不是会所风波，恐怕建福宫这个名字远未如此普及，它不曾出现在清宫戏和穿越小说里，人们去故宫游玩，亦不会涉足。但是跑艺术口的媒体对它不会陌生，因为这里经常举办新闻发布会，有时候也会铺上红地毯，举办高档宴会和庆典。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的一条微博，将建福宫会所推向公众视野，他在微博中爆料：“听说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改成一个为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相关资料显示，建福宫举办过多场宴会。”

　　私人会所，这个词将故宫带向了口水战的巅峰。而网络上，加入建福宫顶级私人会所的入会协议疯狂地传开，一些声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开始和背后的力量博弈。

　　如此压力下，故宫再次出面发表声明：责任属委托公司擅自作为。

　　但这一声明被普遍解读为“推诿”和“摘清”。随后，第三方媒体的介入曾试图解开建福宫会所背后的权贵疑云、故宫利益乃至交易，但因建福宫地处庭院深处难以接近，圈内人不肯出面披露，而无法深入。曾经皇权私邸，今日如果迈向重金买醉的话，人们又何以选择相信她？

　　机关做派的文化殿堂

　　几个月来，在故宫所遭受的围攻中，孤立起来看每一重门，也许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一个缺乏监管的公权部门都不免流于此，但当我们将数次事件重重叠加起来，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从故宫拙于善后、勤于遮蔽的姿态看，更显示今日的困局是一种必然。

　　与其说宋瓷毁于工作人员的失手，不如说毁于故宫的失守。不管是安保的疏忽、锦旗上的错字以及出错后的强辩，还是未知的建福宫与私人会所之疑，抑或宋代哥窑瓷器被损，都无疑让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的机构。

　　如果说一系列事件中故宫僵化的处理和公关手段造成了被动局面处处存疑，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故宫在现代化大潮席卷整个中国的今天，其服务和管理水平，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细想之下，这却并非故宫独有的沉疴，近段时间来，在泛信息化时代遭遇了形象危机的公权部门，远不止故宫一家，而故宫的尤为不可原谅之处或许在于，一个古代文明艺术的殿堂，却以国家机关的做派存在了如此之久。

　　在故宫所有困惑中，最难回答的恐怕仍是：为谁服务？

　　正如马未都所说，一群人、一个机构，在国家和人民身上躺得太久，便会丧失最重要的自我监管机能。故宫长着艺术的一张脸，行事却是浓浓的官僚习气：细想故宫在回应外界对其错字的微博中称，锦旗乃保卫部门负责，制作后未交院里检查，发现错字后未向领导请示。其中出现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就表现出故宫的官僚等级何其森严。

　　在一些细节上，故宫博物院也给人“老态”的感觉。即使现在，故宫普通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上外网的电脑，每天提着那种老式的暖瓶去锅炉房打水”。

　　而作为一家副部级单位，在遭遇重重门下的考验后，故宫寻求“出路”的脚步也许走得更为慎重，但她的自我变革，会从哪一重门开始呢？

　　陈启宗，原籍广东台山县。1951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亚洲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香港恒隆集团主席。

　　“我不希望故宫里有铜臭”

　　——建福宫花园修复者陈启宗首谈会所事件

　　“你只能够做你该做的，我替别人做了个典范，要是别人不听，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后来搞得怎么样我是有感觉的，我是心里有数的，但是我也改变不了事实”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实习记者史洪乙发自北京7月31日，故宫终于打破沉默，证实了“哥窑瓷器被损”这一“传言”的真实性——这一天距离哥窑瓷器被损坏的真实时间，已经过去26天。

　　26天里，正当国人经历动车惊魂无暇他顾，故宫方面巧妙选择了持续的缄默。如果不是网友“龙灿”的微博爆料和民众的紧盯不放，哥窑被损是否最终以内部事件收场，这真的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同样的疑问也适用于刚刚退热的会所事件，彼时若不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一条微博，如今的建福宫是否仍然是一部分达官贵人们的“独享地”？

　　“会所门”发生两个多月后，故宫方面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依然维持了此前的说法：此行为系下属公司擅作主张私自而为。

　　正如芮成钢在微博中所说：听说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是100万人民币，500个会员就是5亿，这个钱够修5个建福宫的。当年陈启宗捐款1400万美元修复建福宫花园，完工后移交故宫管理部门。他肯定没想到，有一天故宫会用这种方式回馈他的好意。

　　就在这个热闹的7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为时两个多小时的专访时，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首谈建福宫花园事件，并回顾自己花费11年重金修复建福宫的历程。采访的当夜北京大雨，与陈启宗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凌晨。自2005年复建完成后，陈启宗极少在公开场合说起建福宫花园，如今他的名字和善行再次被内地关注，却是因为这场令人尴尬的会所风波。

　　11年重建不后悔

　　一切要从88年前那场大火说起。

　　1923年6月27日夜，一场十个小时的大火，将紫禁城内建福宫花园化为废墟，相邻的中正殿也基本被烧毁。关于起火原因，或说建筑内佛堂燃烛所致，或说电线漏电，另有认为宫内太监为掩盖盗宝罪行而将花园内建筑付之一炬。不论原因为何，这场大火的直接后果是，曾经华美的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此后以废墟的面貌存在了七十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商人陈启宗走进了故宫，并从此开始11年多的修复历程。

　　1994年，陈启宗跟随时任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王立梅参观了故宫一系列古建筑后，随即着手筹办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非盈利性公益组织)，并开始为资助故宫的修复而募集资金。由于彼时香港尚未回归，外来资金参与故宫复建并未脱敏，直到1999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审批，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有关方面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的协议签字仪式。

　　2005年，复建工程竣工，崭新的花园建筑群取代了从前的荒芜。在谈到自己之所以选择重建建福宫花园作为第一个投入项目时，陈启宗说：“文物的破坏是一个国家衰败的明证，而修复是繁荣的确证。”

　　《国际先驱导报》：当年为什么去修复建福宫？

　　陈启宗：我的钱是不给儿子的，那用来干什么？做慈善呐！我那时候觉得中国的文物保护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所以就设立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再后来听说故宫里面有块空地，我就奇怪，故宫里怎么会有块空地呢？进去一看，真是大吃一惊，里面整块地都是垃圾，还有条木船在里面。

　　Q：从申请到敲定，用了多久？

　　A：到我在故宫签协议书是99年，5年。我知道故宫从来不要外面的钱，97年之前，要有香港的钱进来，能不能够接受呢？还要中央去批，去批了几年。所以程序比较复杂。不过后来还是批下来了。

　　Q：那个过程如此漫长，可能一般人也就放弃了。

　　A：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故宫是个特别的地方，必须很小心处理。

　　1999年签约，2000年开工，我答应故宫2005年12月31号之前要盖好，那不是修复，那是重盖啊，都烧坏了。结果我是2005年11月做好的。

　　Q：那复建的过程需要遵循什么？

　　A：这个没有自由度。原本是什么样子你就什么样子。像罗哲文、张开济、梁从诫这些国家级老前辈，都是很支持我们。故宫里有的是专家，他们负责技术跟操作的员工，我们负责资金和管理。

　　从我第一次进建福宫花园，到中正殿完工，头尾是18年多。

　　Q：很浩大的一个工程啊。

　　A：建福宫花园就大概11栋亭台楼阁，中正殿是9栋。

　　建福宫可举办高规格宴请

　　采访中，陈启宗一再强调“捐钱比赚钱难”，陈启宗将家里的财产悉数拿来做慈善，但慈善中的每一笔钱，他都希望用得其所。自复建工程开始以来，他一直让自己信任的私人助理丘筱铭常驻故宫，负责整个工程的监督管理。基金会还专程邀请参与修复柬埔寨吴哥窟的石头修复专家约翰·桑迪，指导内地工人修复古旧石头的国际技术。有鉴于原建福宫花园像中国许多古建筑一样并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翔实的建筑资料，基金会尤其重视对复建工程的详细记录，用文字、照片、录像记录下工程中每项工艺的做法和步骤，积累了大量的工程资料。

　　Q：建福宫用来宴请或者作为会所，这个之前有先例吗？

　　A：其实是可以用来宴请的。共同管理期间，每年都有两三次，我自己请客做一些国际性的活动。譬如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是8月8号，董建华先生之前跟我说既然各国重要的人都来了，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人于8月9日共同在建福宫花园请他们吃饭，我说好极了，但是这个我需要故宫的批准。所以我就去找故宫商量，他们也非常认同。结果就是我和董先生做东，老布什总统带着女儿、孙女来了，基辛格也来了，耶鲁大学的校长也来了……很多中国各界的领袖，外交部的朋友也都来了。所以说故宫对我很好，都算是念旧吧。

　　Q：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用来宴请接待？

　　A：可以的，但一定是义务性的，还带有高规格的外交之类性质的接待。你不能有明火就是了，因为故宫里最怕的就是火嘛！

　　Q：在你和故宫共管的两年内，建福宫除了私人的宴请还有什么其他用途？

　　A：我就不知道了，其他的我从来没用过。我用的就是故宫允许我宴请的，每次就一个晚上，而且每一次都一定请故宫跟我一同做东，每次我都一定写信给故宫的领导，可不可以用？要是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也请你们出席？因为这是国家的地方，他们才能够代表国家用这个地方，我不能啊。譬如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财政官员霍克，他来中国，我就请求故宫博物院容许我在里面宴请他，就把中国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林毅夫、钱颖一等，都请去跟他们交流交流。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1400万美金？不要乱说

　　建福宫花园占地5000平方米，原为紫禁城第二大花园。中正殿规模较前者要小，但却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区，是紫禁城内唯一独立的全部由佛教建筑组成的重要建筑群。从废墟上重建这样两个故宫内建筑群，而且其设计、物料的选用完全按照国家古建要求，同时施工质量与管理等各方面，就一以贯之地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可以想像花费一定不菲，作为资金主要来源的陈启宗家族应该是作了很大的投入。但陈启宗先生几乎不谈钱的问题，也不对外披露捐资的数目。

　　Q：修复建福宫是花了1400万美金吗？

　　A：不要乱说。

　　Q：那到底花了多少钱？

　　A：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个数字完全是猜的。真正的数目只有我跟从香港派过来的项目经理两个人知道。

　　Q：那是比这个多还是比这个少？

　　A：我从第一天就说，钱是最不值钱的，所以谈钱来干什么？该花就花嘛！……问题是花的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是吧？我觉得这个太有价值了。

　　建福宫修复完了，我还请专家核对一下，量对不对，质对不对？对了，付钱。那这些专家要不要付钱呢？

　　Q：既然不是1400万，为什么不站出来告诉大家？

　　A：告诉大家干什么？我曾经跟故宫的领导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不希望在故宫里有铜臭。

　　有一次他们跟我提议，说陈先生你盖好了以后我们要在里面立个像，你陈先生的像。我说谢谢了，千万不要……那是国家的地方，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结晶的地方，你把一个人的名字写上去这算什么？这样是不对的。

　　从第一天我就说不希望故宫有商业行为

　　Q：你什么时候知道会所事件的？

　　A：在香港看报纸的时候知道的。

　　Q：这个事情你后来有向故宫核实过吗？

　　A：没有，那个不是我的事儿了。建完以后我们跟故宫有一个两年多的共同管理协议，到2008年12月尾结束，结束了以后就还给它了，还给它以后发生什么事，就与我无关了。我自己也不能随便进去。

　　Q：知道故宫建私人会所，你是怎样的心情？

　　A：第一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第二，我盖好了以后，共同管理合约结束后，我就不再问了。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是希望立一个典范，不止最终产品，就连过程也必须是最好的，我可以保证，在故宫的几年功夫里，建福宫花园应该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工地。你只能够做你该做的，我替别人做了个典范，要是别人不听，我能做什么呢？我早就跟故宫方面说了，从第一天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希望故宫有商业行为。

　　揪住故宫，是想守住一片净土

　　“我们搞市场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被贴上一个价签儿了呢？”芮成钢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陈娟发自北京因为视野不够开阔，与芮成钢的采访最终没有在星巴克进行，但交谈的主题，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三个字。

　　说起来，连芮成钢自己都不由感叹世事巧合。星巴克、建福宫、故宫，这些词语原本并不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多少空间，但从2007年1月那篇著名的《请星巴克从故宫里面出去》博文开始，再到今年5月一条微博爆料建福宫私人会所，芮成钢的名字意外地与故宫一再相逢，并最终成为两次公共事件的参与和推动者。

　　作为央视主持人，故宫并不一定是他必须的话题。但在“主导”星巴克和建福会所两次风波后，人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芮成钢总是揪住故宫不放？

　　“我针对的不是故宫本身，”芮成钢说，从星巴克风波到建福宫事件，他真正所关心的是故宫背后渐渐趋于贫弱的文化符号。“我们在市场化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被贴上一个价签了呢？”在一系列事件之后，相信这并不仅仅是芮成钢一个人的疑问。

　　很多事被泛货币化，包括故宫

　　芮成钢已经好多年没去过故宫了，他不知道这座古老的宫殿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也许多了另一个星巴克？或者另一个会所？也许哪件宝贝不小心就丢了？也许哪件宝贝不小心就碎了？12米高墙之内，每天都有许多改变发生着，只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改变不了，就像“以前到故宫参观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你在故宫里是不应该看到周围高楼林立的，结果后来高楼还是一栋一栋地建起来了”。

　　对于很多人而言，故宫作为一个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景点的存在，她的仪式感和尊严感很强，也许一生只去那么一回，但想到她还在那里，就说不出的放心和高兴。芮成钢也是，每逢有国外的朋友来北京，如果时间不多，他会建议朋友至少应该去一下故宫，在所有能表达中国文化的符号中，没有什么能比故宫更恢宏、更精致、也更代表建筑和历史的审美。

　　但事实的演进在逐渐证明：我们正在辜负故宫以及她所代表的尊严与美——“我们在文物保护包括故宫的保护上做得没那么好”，这现实虽残酷，却是现实。在芮成钢看来，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已经不懂得如何去保护文物，换句话说，许多城市在文物保护方面失去了个性，“老想着怎么变成东京、变成纽约，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成为北京。”而对于北京城市的建设，芮成钢是赞成梁思成当时提出“保留旧城”的设想的。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日本京都现在仍一直保有微缩版长安的唐朝风韵。

　　当城市步入追逐利益的迷途，渐渐地，一切都开始有了价签，包括故宫在内，而建福宫花园的100万入会费，则是故宫商业化发展中的畸形巅峰。“现在的故宫似乎是‘只要有了钱，故宫的大门也可以为你打开’。”芮成钢说，他一个朋友离开中国八年，八年后回到这里却万般不适应，他对芮成钢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这里，一切都被泛货币化了。

　　这句话或许绝对了点，但的确点到了我们社会的伤心处。

　　而我们的社会和时代所辜负的，绝非只有故宫。也正如芮成钢所说，关注故宫不代表不关注天坛，不关注北海，不关注颐和园，事实上，今天故宫在管理经营上所暴露的问题，恰是中国目前建筑和文物保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00万元垒成的“建福宫门槛”

　　由芮成钢的微博开始，中国民意对建福宫真相的寻求抽丝剥茧地行进，伴随着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挖掘，其间的秘密一点点被剥开，但人们对于此事的孜孜挖掘，最终换来的并非等量的公平和正义，而是故宫以家长口吻的撇清。

　　在故宫方面的声明中，建福宫私人会所成为委托公司擅作主张的私自行为，与故宫并无瓜葛，一纸声明后，会所风波陷入沉寂。这似乎是中国不少公共事件的最普通缩影：虎头蛇尾，没有来自第三方的公开调查，而所谓真相，更仿佛隔了几个世纪那么遥远。而人们，也只好继续选择遗忘。

　　会所事件过去两个月后再说起，芮成钢说这样的处理结果更让人伤心。

　　事实上，要说最初爆料时有什么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野心，芮成钢还真没有。开始知悉建福宫事件时，芮成钢正在国外，收到信息后他并没多想，就是觉得值得跟大家说一说。于是就有了那两条微博。

　　值得一提的是，在芮成钢的活动圈子里，当时知道甚至早于他知道建福宫私人会所事件的，大有人在，但他们选择了沉默。“其实问题不在于我是怎么知道的，而在于那么多人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芮成钢问。

　　而答案也许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也许是怕得罪某个圈层，也许是怕被某个圈层所抛弃，在100万元垒成的门槛内外，想进去的和已经进去的人，出于对资本和权贵的恐惧，他们选择了沉默。

　　这就是星巴克事件和会所风波之间最大的区别，前者是纯商业文明的挤压，后者却是自我文明孕育出的腐肉。眼下的中国，当资本和权力形成勾连，“许多人在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上可以扮演正义，要求社会公平，可是一转身，在那些跟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上，他可能会选择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芮成钢说。

　　故宫不是少数人的“声色场”

　　“鉴于北京故宫宫廷文化有限公司严重违反双方协议，从5月份已经停业整顿，我院直接管理建福宫花园的服务事宜。”7月底，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追问“建福宫事件最新进展和调查结果”时，故宫新闻发言人冯乃恩这样回答。

　　他的说法与两个月前的故宫官方声明，基本保持了一致，对此，芮成钢态度很明确：不满意。“故宫的每一扇门都应该对全民打开，而不是少数人的声色场，所有的文物都应得到保护而非破坏。”芮成钢说。

　　同样令芮成钢不满意的，还有2007年的星巴克事件处理结果。事实上，自星巴克搬出故宫后，故宫方面便陷入了多年的沉默。芮成钢说，无论是星巴克事件还是建福宫事件后，故宫方面从未与他主动有过交流。

　　有趣的是，直到2010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谈星巴克事件，他将星巴克事件解读为“大国心态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正如当年星巴克事件引发的激辩：一边是星巴克代表的商业文明对中国文物建筑环境的破坏，一边是芮成钢驱赶星巴克所暴露的狭隘民族主义，两方观点持续碰撞缠绕，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为故宫院长，郑欣淼在多年后依然坚持认为星巴克离开故宫是“狭隘民族主义”所导致的闹剧，他不认为有对故宫在管理方面和文物保护方面做反省的必要。

　　而这正是芮成钢最担心的。回到最初炮轰故宫星巴克，也大抵出于这种对中国文物保护不力的种种担忧。管理水平不过关、技术存在误区、商业化的冲击……在现代文明制造的敌人面前，故宫和她所代表的古老文明无疑是脆弱的一方。

　　商业化底线何在

　　关于故宫的商业化问题，争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故宫作为国家的皇家历史博物馆，其主要职能应该是在于博物馆功能和学术研究功能，过分的商业会失去它本身的底蕴与文化价值。也有人认为，通过商业包装重新创新传承，整合资源，只要运作合理得当，既可以筹集资金，又可以更好地宣传中国皇家文化。在芮成钢看来，故宫不是不可以商业化，但必须有自己的底线。

　　有心人也许曾经看到过故宫内部那些不易为人觉察的植入广告：禁烟的牌子下面写着骄子集团(骄子集团是成都最大的烟厂)；“太和殿的牌子下面则写着“Made possible by American Express”，这意味着太和殿的修复中有美国运通公司的资金赞助。

　　再以故宫纪念品为例，与台北故宫特邀意大利设计所合作的清朝小人创意用品系列的畅销相比，内地故宫的纪念品常年维持在固定的种类和造型上，且多数质量相对粗糙，常常流于短期消费品，对外国人或者儿童的吸引力尚可，但真正的纪念价值其实并不高。而诸如故宫纪念币、玉器瓷器等纪念品，则难免有漫天要价的嫌疑，市场认可度极为有限。这种情况下，故宫的纪念品市场实则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曾与台北故宫合作开发清朝小人系列的意大利设计公司同样向故宫表达过合作意向，但后来却不了了之，没了下文。

　　采访中，芮成钢同样提到其他一些机构的商业化问题，在他看来，它们所面临的困境与故宫不无相似。在现代中国，这些昔日的公权力服务机构渐渐走向市场，拥有双重身份，它们在国家事务和资源分配上有明显优势，但在改革的催促下同时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涉水市场。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公权力服务机构商业化也许可以视为充满勇气的探索，但这一探索本身到底在以什么作为代价，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搞市场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被贴上一个价签儿了呢？”芮成钢问。

　　国外博物馆如何商业运作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性质上为公立博物馆，受英国文化媒体及体育部的监督，需按照英国相关法规定、与政府签订的补助契约、管理声明及财务备忘等合约行事。博物馆一般日常事务的经营，多由独立的大英博物馆受托人会议决定，而文化媒体及体育部并不介入。

　　大英博物馆股份有限公司由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会议于1973年决议成立，受托人会议持有全部股权。性质上属于非营利事业，主要负责文物复制品或纪念商品的批发及零售、出版、制造及授权业务等。基于博物馆的典藏品，通过授权方式与许多制造厂商合作，制造出复制品或纪念艺术品，从珠宝到日历、杯垫到颜料。其中出版业务另由同年成立的出版商负责，现已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出版商，出版各类自然或历史书籍。

　　卢浮宫

　　卢浮宫的商业化改革思路是遵循以艺术展览为依托、开拓商业经营的思路。如今，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新建的“玻璃金字塔”下明亮的地下大厅和“卡鲁塞尔”大厅成为接待游客的主要场所。游客进入后仿佛到了一个豪华的商务中心，旅游纪念品商店、书店、时装店、首饰店、咖啡店、酒吧、旅行社、银行等鳞次栉比。不过，这里严禁小商小贩设摊叫卖，以保持卢浮宫所应有的那种高雅的文化氛围。此外，卢浮宫还向社会开放，为各类临时性的艺术展览、学术报告会和其他文化活动有偿提供场地和服务。(陈娟)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至010—63073377或发邮件至ihl-market@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