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之子回忆父亲 毛泽东亲点“农民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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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淮生回忆父亲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日子
■新快报特派北京记者 韩帮文 实习生 潘海亮 田歌
一个晴朗的上午，邓淮生回到办公室，泡上绿茶，关于父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历史细节，便如杯中的茶叶翻滚舒展开来。
父亲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淮生是邓子恢的三儿子，退休后担任新四军研究会的秘书长。
“我父亲经常讲到，中国小农经济有上千年历史，农民的习性是非常实在的，只有看到自己的利益才会去支持你；而个体变集体，小生产改大生产，无疑会触犯他们的利益。”
——邓淮生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国家增设机构，调地方各局书记来中央工作。彼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邓子恢便是其中的一位政治明星，主管关涉近4亿农民利益的农业工作。
邓子恢向毛泽东报到时，以“农民的统帅”被委以重任；而在十年任职期间，他却先后遭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邓子恢“想不通”个中逻辑，最终主动向毛泽东辞职。
而历史精确地揭示，邓子恢在农业建设方面的探索意义非凡——其“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等命题便在1978年之后上升为国家纲领。在吊诡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先辈对农民、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以及敢于直言、不怕丢官的铮铮铁骨。
“还是主席做统帅，我们当助手”
1952年下半年，中国面临新的形势：土地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顺利，抗美援朝开始和谈。8月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要增设机构，调各中央局书记来中央工作。邓子恢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被毛泽东点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3年元旦刚过，邓淮生才11岁，还不清楚父亲为何要去北京工作。“我们住在武汉，一纸调令下来后，全家便赶紧坐火车赶往北京”。
到京没几天，邓子恢同杜润生一道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热情地接见了他们，称要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争取用15年的时间完成。“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民的‘统帅’。”邓子恢赶紧回应：“还是主席做统帅，我们当助手。”
邓淮生回忆说，父亲上任不久，中央在北京西郊新建了农工部的办公室，一家人便搬出了中南海，入住这座后来被称为“二号平房”的院子里。那一年，邓子恢57岁。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一生中最大的挫折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互助合作即是集体化、规模化的意思。邓子恢有根据地土改的丰富经验，出于对农民的深刻了解，认为互助合作绝非朝呼夕至之事。
“我父亲经常讲到，中国小农经济有上千年历史，农民的习性是非常实在的，只有看到自己的利益才会去支持你；而个体变集体、小生产改大生产，无疑会触犯他们的利益。”邓淮生回忆。
在毛泽东指示的压力与尊重现实的两难之下，邓子恢最终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并开始纠正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
然而，在10月，毛泽东提出了“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同一年，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针对邓子恢作出批评，认为他“稳步而不前进”。
“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5年4月，毛泽东在南方考察期间，主观认为农业形势一片大好，并开始批评“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
5月5日，毛泽东约谈邓子恢，警告他“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变化，邓子恢察觉到了。
“父亲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但他不是那种‘跟风’的人，当然跟不上这种变化。”邓淮生说。
翌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
令邓子恢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于6月下旬再次约他面谈，提出更改合作社发展目标的要求。“原定1956年春耕前发展到100万个，主席改成130万个，比当时的65万个高出一倍。”邓子恢当场没有给出态度，于次日去找毛泽东，称130万的目标太冒进，“目前最需要的是巩固”。
“父亲和主席都是固执己见的人，双方发生了争论，持续了数个小时”。邓淮生说，两人的争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农村工作部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话，有的人很吃惊，就登门对邓子恢说：“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去冒这个险？”
20天后，毛泽东再三约见邓子恢等人，重申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与130万的目标。邓子恢看着毛泽东坚定的眼睛，似乎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毛泽东怒不可遏。
毛泽东果然“用大炮轰”邓子恢。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旨在批评邓子恢的“右倾”思想，一开头就大张挞伐：“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主席把事情说的那么严重，是父亲始料不及的。”
8月下旬，邓子恢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稿。随后，毛泽东在审阅邓子恢的发言稿后，做出书面批评：“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不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毛泽东竟然将两人观点的冲突，视作两条路线的分歧，邓子恢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在大会召开期间，248篇发言或文字稿，一致批判邓子恢的“右倾机会主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作为政治局候选人之一的邓子恢，没能选上政治局委员。“很明显，这受了上一年大规模批判的影响。虽然父亲很少谈论这件事，但我们多少还能感觉得到。”邓淮生猜测，随后父亲病倒，与此事件有一定的关系。
“不能为了乌纱帽不顾农民死活”
邓子恢家的管理员是安徽省全椒县人，1962年春的一天，他家亲戚到邓子恢家玩，向邓子恢说了家乡搞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次谈话让邓子恢对责任制产生了很大兴趣。
5月，邓子恢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到安徽省做调查。王观澜调查后，对包产到户给出极高评价。经过调查研究和大量数据论证，邓子恢确信安徽的责任田包产到户很有希望，就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五场报告，着重指出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包产到户责任制。
“母亲看到父亲大讲包产到户，心里非常不安，提醒他谨慎为好，但父亲说‘怕什么！实事求是嘛’。”邓淮生回忆说。
1962年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等人来到中南海，竭力向毛泽东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最终勉强同意“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邓子恢听后欢欣不已，不过一些好心人还是劝他对农村的包产到户少说为佳，毕竟主席没有明确表态。然而，邓子恢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但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邓子恢则据理力争，两人不欢而散。随后，毛泽东作报告，公开批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邓子恢依然保持着“犟脾气”，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
10月5日中央下令撤销农村工作部，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邓子恢也向毛泽东主动辞职。
当年邓淮生才20岁，不太懂“包产到户”的理论内涵，但对于父亲公开和毛主席辩论很不理解，“我当时认为主席那么伟大，父亲怎么可以向他提出相反的意见呢？”
邓淮生告诉新快报记者，1972年12月，父亲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生命弥留之际仍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当今的农村改革实践对此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历史轶闻】
邓子恢给主席煲汤喝
1928年，邓子恢一直在闽西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对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发动的秋收起义已有耳闻，非常佩服其军事才能。“父亲早就想见主席了，知道主席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要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但是，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破费周折。
“父亲星夜徒步赶到长汀迎接朱毛红军，可惜没有碰到”。
邓子恢赶紧写信给毛泽东，向他介绍闽西根据地建设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回信约定在蛟洋见面。当邓子恢到了蛟洋，朱毛红军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又马不停蹄地奔向龙岩，最后终于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和毛泽东接上了头。
1926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领导职务，来到闽西休养，一待便是5个多月。此时除了政治处境不顺，毛泽东还患上了疟疾，“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一种病，会死人的。”邓子恢看到主席身体非常虚弱，就到处给他求医找药。“为了给主席补充营养，父亲还买来鸡肉和牛肉，亲自给他炖汤喝。”在邓子恢的精心照料下，毛泽东的身体逐渐恢复过来。
两人朝夕相处期间，邓子恢除了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还一起探讨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们都认为革命首先应解决农民的问题，而农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邓淮生说，当时毛泽东就看到了邓子恢在处理农民与土地问题上的真知灼见，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也是建国后主席让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原因”。
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长征，而邓子恢留在了南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而这一别，便是12年。
1946年，两人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送给邓子恢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邓子恢档案
1896年8月17 日 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新罗区）
1917年3月 公费留学日本，一年后辍学回国
1929年3月 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1931年11 月 当选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1938年1月6日 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1952年10 月 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 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5年1月 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年12 月10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
【受访者故事】
年幼时的邓淮生差点被父亲送人
1942年3月，新四军四师的淮北抗日根据地遭日伪军合流围剿，烽火遍野。18日，四师政委邓子恢与陈兰的第一个爱情结晶——邓淮生出生了。在此之前，邓子恢已有两儿一女。
“父亲无暇顾及我们母子俩，母亲则背着我到处跑，到处躲藏。”邓淮生告诉记者，当时母亲的奶水不够，而淮北根据地物资又非常匮乏，喂养的食物非常简单，“平时都是面糊糊和米汤，好的时候就喝羊奶；如果打了胜仗，截获一些美国奶粉，那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战争形势日趋激烈，为了抗日，在邓淮生三个月大时，邓子恢准备将小儿子淮生寄养到农民家里，人都选好了，可遭到陈兰坚决阻拦。“你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被送出去寄养，至今下落不明，绝不能再将淮生交给别人。”陈兰斩钉截铁地对邓子恢说：“我一定留下这个根。”
1916年，邓子恢和曹全地结婚，先后生下儿子邓毅生和女儿邓芳梅。1934年秋末，曹全地考虑到战争紧张，为了不给组织添加麻烦，向邓子恢表示留在家里养育儿女。邓子恢为了母子的安全，和曹全地写了一份离婚书，决然离去。当年10月，邓子恢和第二任妻子黄秀香的儿子邓苏生出生。两人都深知兵荒马乱之际很难抚养孩子，就将出生才三天的婴儿交给林伯渠夫人范乐春，范乐春后又转交到在赣南谋生的堂哥那里。
1935年，邓子恢和陈兰相识，1936年结为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直到结婚六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因此，陈兰对邓淮生格外疼爱。
邓淮生早年曾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退休后担任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深入发掘父亲那一代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