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一专题报道

　　开国元勋后代访谈录之7

　　他们是职业革命家，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却仍难逃十年动乱所带来的伤痛

　　■文/新快报记者 王剑平 韩帮文 摄影/王剑平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有七对“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陶铸和曾志是其中之一1932年冬，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之后由假变真陶铸，曾主政广东多年，当过中南局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

　　曾志，15岁参加革命，与毛泽东一起战斗过，建国后历任广州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

　　出生于延安，喝延河水长大。陶斯亮可以称得上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但光荣的出身却也难逃十年动乱所带来的伤痕和苦痛。

　　2011年7月底的一天，中国市长协会办公室，位于北京海淀区西三环的一栋商务楼内，身兼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听力医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多个社会职务的陶斯亮，平静地向记者讲述着父亲陶铸母亲曾志曾经的峥嵘岁月，讲述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对未来的思考。

　　“你千万不要去陪我，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被“疏散”时告慰妻子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车开了，我们依然相互握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经无法表达我们那种参透到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曾志在家门口为丈夫送行

　　1967年初的一天，曾志来到丈夫陶铸面前，温和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就陪着你，哪儿也不去了，我再也不与你吵了。”

　　此时，陶铸正处于生命中的最危难时期，他被扣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历史上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等罪名。

　　在那样的年代和政治环境下，遇到这样的情况，选择与丈夫分手者不乏其人，而曾志这位与丈夫“吵了一辈子”的好强女性，却在此时选择留在丈夫身边。

　　一个党员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在陶斯亮眼中，父母有点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和褚琴：经常争吵。与电视里不同，父亲陶铸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吵架的原因只有一个：为各自的事业！

　　陶斯亮告诉记者，“他们两人就是个性格上的问题，我妈妈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人，妻子、母亲的角色都被她排在最后，战士和革命者在她心中才是第一位。与父亲结婚后，她依然如故，说自己绝不要仅仅做夫人。当时，领导在参加一些公务活动时，大多会带着夫人，可妈妈是从不跟着我爸去的。”

　　有人这样评价曾志：这是一个走在陶铸前面的人，而不是一个活在陶铸阴影下的人。而曾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但她同时也承认：“我与他离多聚少，即使是相聚，也是匆匆一见，一直无法呆在一起过日子。作为妻子，我内心一直有一种内疚感。”

　　陶斯亮对父母的评价是：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把家庭生活放在很次要的位置。

　　风云突变陶铸被软禁

　　1965年1月，陶铸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文革”开始，陶铸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排在毛、林、周之后，成为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同年9月，刚刚生过一场病的曾志到北京休养，陶铸亲自到机场接她，曾志感慨，“这是我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风云突变，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被软禁在中南海。软禁期间，就连警卫员都可以对其动辄恶声呵斥，骂陶铸是混蛋、毒蛇。

　　危难时刻，曾志一直守在丈夫身边，她放下所有的好强，为丈夫洗衣做饭，尽心尽意地照顾陶铸，履行一个普通妻子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有感于此，陶铸专门写了一首名为“赠曾志”的诗，直言“感君情厚逼云端”。

　　曾志告诉丈夫：“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陶铸则始终坚信自己的清白，为铭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张纸，端端正正摆在桌子上：“自杀，就是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然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1968年8月的一天，有百万人参加的“批判刘邓陶大会”在天安门召开，有病在身的曾志也被拉去陪斗。看到瘦弱的妻子遭受如此折磨，陶铸第一次流泪。

　　1969年1月，陶铸因患胰腺癌做了手术，由于不准家人探视，曾志给汪东兴写信，要求允许她每天到医院看护。“母亲是那么坚强的女人，却在苦苦哀求”。

　　“疏散”合肥成生死诀别

　　1969年10月15日，陶铸被通知“疏散”到合肥。“那时候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命在旦夕，本来上面只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准备的，后来我妈妈苦苦哀求，说陶铸病得很重，一天太仓促了，上面终于同意给三天。”

　　曾志被告知，如果她陪陶铸一起疏散，须与外界断绝所有联系。获知消息，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告诉妻子：“你千万不要去陪我，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曾志含泪应允。

　　在回忆录中，她这样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孩子养大。”

　　陶铸要了女儿陶斯亮、小外孙和曾志的小照片，包好后放进内衣口袋，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

　　10月18日，无情的分别到了。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丈夫送行，其实也是在与丈夫诀别。由于陶铸的肠道已经梗阻，他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告诉曾志，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曾志要求送丈夫到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为陶铸送行。“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车开了，我们依然相互握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象，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经无法表达我们那种参透到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一周后，曾志也搬出了这所留给她无限思念、无限苦痛的家，下放到粤北山区翁源县一个叫邱屋的山村，当了三年农民。

　　夫妻相伴长眠于白云山麓

　　1979年1月，曾志在广州白云山埋下盛放过陶铸9年骨灰的盒子，并立下“松风石”，让蒙冤而逝的丈夫，能够魂归他一生钟爱的广东大地。

　　1969年12月1日，曾志接到通知，说陶铸死了。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还是令曾志心如刀绞。在此之前，她已经牺牲了两位革命伴侣，忍痛割舍了三个儿子，如今，陶铸又离她而去。“我妈妈当时就问，我能不能去看陶铸最后一眼，回答是不允许。那时候就是那样，只讲阶级感情，不讲人情，不讲人性。”

　　陶铸是在1969年11月30日夜晚，即他到合肥43天后，“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合肥陆军医院去世的，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就算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去世时都能有几个亲人守护在身边。”

　　直到1978年12月，在时隔9年之后，曾志才从合肥接回了丈夫的骨灰。那天，陶斯亮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哭得十分伤心，而曾志却一直很平静。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闭幕的第三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陶铸——这两位在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却蒙受巨大冤屈的忠贞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那天，曾志泪流满面。“她哭得特别伤心，她那积蓄了很久的泪水，她那隐忍了太久的悲伤与怀念，如同倾盆雨一样倾泻出来了，我就没看过她那样哭过。”

　　1979年1月，曾志在广州白云山埋下盛放过陶铸9年骨灰的盒子，并立下“松风石”，让蒙冤而逝的丈夫，能够魂归他一生钟爱的广东大地。

　　1998年6月21日，曾志，这位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却始终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在广州去世。生前，她曾在一个旧牛皮纸信袋上写下“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

　　这位87年人生中有72年无私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杰出女性，与丈夫陶铸一样，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骨灰，被分成两份：一份埋在井冈山小井红军烈士墓旁的一座山坡上，此地正是曾志当年工作过的红军医院旧址；另一份则被安葬在广州白云山麓的那块“松风石”下，与丈夫相伴而眠。

　　陶斯亮：在组织还没为父亲平反之前，我先给父亲平反了

　　陶斯亮后来了解到，父亲去世后，被当作烈性传染病，半夜三更就被火化了，陶铸的名字被假名字“黄河”替代，“家属的名字写的是斯亮，连陶字都没有，被丢在殡仪馆的角落里。”

　　陶斯亮对父亲陶铸有着很深的感情。

　　陶斯亮于1941年在延安出生，父亲给她起这个名字，取意“这里最光明”，以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在陶斯亮的记忆里，父亲与她在一起的时间相对要多，“母亲是一个奋斗型的女性，所以，父亲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和责任。我小的时候跟父亲更亲，父亲对我的关照、疼爱也多。”

　　每年父亲的祭日，都会写一篇缅怀之文烧掉

　　陶铸的去世，给女儿陶斯亮带来了巨大悲伤。1970年11月30日，是父亲去世一周年，那天，陶斯亮正在一个西部山区农场劳动，晚上，她在衣服里面悄悄为父亲戴上了一条黑布，在油灯下写了一篇祭文，等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一个人跑到打麦场上，拜祭父亲。但此文后被母亲曾志严令烧掉——她担心女儿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之后，每年父亲的祭日，她都会写上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然后烧掉。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她写了很多信寄给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但都石沉大海。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上，陈云首先打破了沉默，提出来要为一些老同志平反，其中专门提到陶铸，其他老干部纷纷支持。

　　获知这一情况后，陶斯亮当即决定动手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她利用值夜班的空闲时间，将积压了9年的悲愤和感情诉诸笔端，一下子写了1万多字。

　　写好后，陶斯亮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柯岩，让她帮助修改。柯岩是贺敬之的夫人，不朽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更出自其手。陶斯亮对父亲的那份挚爱，柯岩非常理解。曾志开始并不知道女儿在做这么一件事，待文章润色好以后，柯岩第一个给曾志朗读，“文章本来就感人，又让柯岩改得文采飞扬，我妈妈边听边哭，被深深地打动了”。

　　最终，曾志同意将这篇文章发表。

　　文章见报第二天，事隔9年父亲的骨灰有了下落

　　1978年12月10日，是一个永远值得陶斯亮铭记的日子。在医院值了一夜班的她一大早起来查房，发现各个病房都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发表的她写的那篇文章，标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播音员播得特别好，所有的病人、还有我的同事都向我祝贺，说陶医生你这篇文章太感人了，我们都哭了。”

　　在没有做任何删节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分两次连载了该文，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人们刚刚经过了一个寒冬，内心还结着冰，而且报纸上都是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很浓的文章，现在突然有一个很温暖的、让人内心融化、催人泪下而又促人反思的东西，所造成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后来，《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被列入高中二年级的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最让陶斯亮感到意外的是，12月11日，也就是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她和母亲就有了父亲的下落：安徽省委的同志看到文章后，马上发来电报，告知陶铸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合肥殡仪馆。12日，中央派专机送陶斯亮母女去合肥接陶铸的骨灰。

　　让陶斯亮引以为豪的，她是在组织上还没有为父亲平反之前，先给父亲平反了。

　　这篇文章也赢得了胡耀邦的称赞。后来，曾有人把陶斯亮的这篇文章归类于“伤痕文学”，称她是“伤痕文学第一人”。陶斯亮说，这不是“伤痕文学”。

　　本文参考资料：《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曾志画卷》（北京大学出版社）